邓曦泽:21世纪会太平吗?

发表时间:2017/11/23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邓曦泽
[导读]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总体承平。但是,和平大局是否还能持续?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参见拙文《二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代》,《联合早报》2017年9月25日),如果控制不当,很可能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甚至毁灭。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总体承平。但是,和平大局是否还能持续?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参见拙文《二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代》,《联合早报》2017年9月25日),如果控制不当,很可能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甚至毁灭。

对这个世界,要我给一个概括,两句话: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无序能量在累积;这是一个比更不坏的时代。

四大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21世纪很可能非常不太平。第一,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催生民粹主义,且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现象和难题。第二,文明冲突在加剧,且这种冲突是渗透性、滋生性的,冲突的边界日益模糊甚至不复存在。第三,科技急速发展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不断提高,科技一旦被肆意利用,毁灭将不可逆转。第四,幼稚主义盛行,人们缺乏对邪恶和危机的清醒认识和应对准备。

贫富悬殊与民粹主义

贫富悬殊,是人类的老大难问题,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贫富悬殊。二战后,尤其是1980年代后的加速全球化,使贫富悬殊迅速扩大。

包括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内的诸多研究者指出,197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悬殊惊人加剧。尽管平均收入大幅提高,但家庭中值收入只有小幅增长,最大的好处则落入了极富者的囊中。1970年代,美国总裁(CEO)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0倍,但到了21世纪初,却扩大至367倍。

最新研究揭示,2006年至2015年这10年间,最富有的1%人拥有的财富持续增长,英国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却没有增长,美国95%的家庭2015年的收入居然低于2007年。据统计,2005年至2014年,世界25个高收入经济体有65%至70%的家庭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而在英国公投中,在贫富差距大和显著贫困的地区,支持脱欧者居多。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因为全球化引发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具有四个趋势。第一,工业就业主要增加在后发展国家。第二,利润大部分在发达国家。譬如,上世纪末期,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10美元,设计公司美泰(Mattel)就分得1美元,但在中国香港的出口价格仅为2美元,其中包含35美分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和65美分的原材料成本,所以,大部分增加值在美国。第三,利润在发达国家分配严重不均,导致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尽管美国获得了全球化利润的最大份额,但其输出资本所产生的利润,是剥削后发展国家而来的。由于就业岗位流失,美国本国工人想被“剥削”而不得,因此,民众从这种利润中获益甚少。美国获得全球化的大部分利润完全不等于国富(美国财政大幅增收),更不等于民富(美国民众获得大部分利润)。

甚至,一般而言,在全球化中,资本输出国在国外获利越多,国内贫富悬殊的速度和程度都会越大;由此引发相关社会问题,民众越加不满,因而越容易产生社会冲突。第四,贫富差距扩大是全球性现象。这可以作为当前民粹主义在全球广泛兴起的一个解释变量。

贫富悬殊是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极容易演变为无序的集体暴力,这对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都是危害;同时,它也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加剧国际冲突。

文明冲突与恐怖主义

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预言正在验证。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集团对峙构成的压制性体系消失,激进伊斯兰勃兴。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了大规模、彻底的现代化、世俗化,走出了宗教社会。但是,伊斯兰总体上拒绝改革,在现代化道路上远远落后于世界大部分地区。除了外部原因,伊斯兰自身不改革,才是关键原因。

可以比较的是,中国本有强大、独立的传统,在19世纪中叶遭遇强大的西方,起初仍有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如倭仁)不愿改革,但几经失败后,尤其是在甲午之后开始反省,终于对传统文化作了大幅改革,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高潮,为现代化扫除了大部分思想障碍,最终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尽管有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但整个伊斯兰世界严重保守,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新文化运动。



面对自己的落后,甚至被世界冷落,伊斯兰不反思自身,反而一律归咎于西方和现代化,甚至美国,一些伊斯兰组织和教徒还走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当代的恐怖主义比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冲突还要可怕,因为当时两教的生活区域是相对稳定的,杂居很少。但现在极端分子分散在世界各地,包括西方的中心城市,犹如不断复制和蔓延的病毒,很难根除。这将是影响全球安全的重要因素。

科技发展与人类毁灭

科技是典型的双刃剑。一方面,科技造福人类;另一方面,科技使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越来越强。核武器、生化武器等,都可以使人类毁灭,而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更有可能毁灭人类。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毁灭性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世界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且毁灭性武器掌握在邪恶组织和个人手中,整个世界都可能完蛋。毁灭性武器导致的灾难,跟自然灾害不同,它不可逆,也不可缓冲。

有一点尤须警惕,在国际政治上,现代科技可能引发小国政治的兴起。传统世界完全是大国政治,大国几乎绝对控制世界局势,小国缺乏常规力量对抗大国,也不可能毁灭世界。但在当代与未来,小国及小股势力(甚至个人)可能掌握毁灭性武器。

如果大国控制失当,它们会以非常规手段诸如核讹诈、核战、生化战,与大国博弈,轻则使世界更加无序,重则毁灭世界。当前的恐怖主义、朝核危机,便是已成为现实的例子。恐怖组织已经使用了同归于尽的战术,只不过他们尚未掌握毁灭性武器(参见拙文《朝核危机与小国政治的兴起》,《联合早报》2017年11月8日)。

幼稚主义与纵容邪恶

幼稚主义(包括政治与道德幼稚主义)奉行某些天真廉价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无条件放大自由、宽容和博爱的意义,似乎显得高尚,实则幼稚、愚蠢、有害。

比如,有些地方对伊斯兰的某些独特要求过于宽容,以至于根本不能批评伊斯兰。泛清真化,看似对宗教的宽容,其实是对无理主张的纵容。如果应该满足伊斯兰对食品的特殊要求,那么,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甚至各个民族对食品的特殊要求是否也该满足?要知道,这些宗教都早于伊斯兰。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说,如果把宽容绝对化,扩大到不宽容者身上,宽容和宽容社会都将被不宽容所消灭。所以,我们必须有对不宽容者不宽容的权利,甚至是义务,使大家免受不宽容者的侵犯。

不宽容,其实就是邪恶的本质。可以这样定义邪恶:凡是认为只有自己和与己相同者掌握真理,而他人皆错者,即为邪恶。因此,不仅有邪恶的宗教,还有邪恶的个人、政党、制度等。对邪恶的不宽容或对不宽容的不宽容,本身不是邪恶或不宽容,而是对邪恶的遏制,这种遏制才能促进真正的宽容、博爱与自由。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所以,对邪恶必须持现实主义态度,除了说服转化,还需保持打击态势。

但是,当前幼稚主义对邪恶过于宽容。这种所谓的正确,缺乏对打击邪恶的理智认识和必要准备,本质是纵容邪恶的绥靖主义。它不但不能遏制邪恶,反而会助长邪恶,导致更严重的灾难。为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辩护;对某些宗教的特殊主张过分顺从;对朝鲜这样的极权国家拥核的纵容,都是典型案例。

若上述四个方面继续恶化,很可能导致灾难性、毁灭性共输结局。要避免这种结局,大国必须放弃一些私利,减少勾心斗角,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基本公共秩序。但目前,大国合作状况和前景不容乐观。如果大国合作不力,世界的不确定性必然继续增加,无序能量必然持续累积。

当无序能量超过临界点,全球冲突很可能因某起偶然事件而爆发,如一战因费迪南大公被刺而爆发。比较而言,在冲突中,由于大国可用的常规手段更多,故不容易走极端。而由于小国的常规手段不足,当危机发生时,它们更容易走极端。届时,若更多国家拥有毁灭性武器,新的全球冲突和战争的剧烈程度将远超二战。

作者是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贫富悬殊是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极容易演变为无序的集体暴力,这对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都是危害;同时,它也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加剧国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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