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 ———兼谈青藏高原对“一带一路”关键线路的安全保障作用

发表时间:2017/6/23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
[导读]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中国因拥有青藏高原而独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也因此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就可以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并以此优势护卫经此路线的“丝路”利益。

提要:

青藏高原对于中国具有独特而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它辩证地展示了:(1)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的关系;(2)以西藏为重心的中国边地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3)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及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关系。不仅如此,青藏高原还对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一带一路”关键线路安全有着无与伦比的保障作用。从青藏高原之巅俯瞰,古今丝绸之路从亚洲由东迤西伸向欧洲。至其中腰,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就像环绕青藏高原南北的两条彩带,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则像护卫沿两条丝路来往人民的冲天石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中国因拥有青藏高原而独有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也因此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就可以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并以此优势护卫经此路线的“丝路”利益。

青藏高原[1]在中国地缘政治结构中具有着如何高估也不为过的意义。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有较多提及但缺少系统研究的话题,在中国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需要中国学者以中国视角对其加以认真研究,以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青藏高原及其地缘政治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2]据古地理资料,在距今17亿年以前,整个亚洲还是汪洋一片。此后,亚洲地壳发生了“中岳运动”:今中国华北和东北、天山一带零星出现古陆。距今6亿年时发生了“震旦运动”;继而“加里东运动”(距今约4.1亿年)和“华力西运动”(距今约2.3亿年),整个华北秦岭、祁连、柴达木、塔里木及整个亚洲北部(含西伯利亚)都成为陆地(劳亚古陆);约在2亿年前,印支陆块(也有人称“扬子陆块”[3])与中朝陆块缝合。是时,除青藏地区及南亚次大陆还处在海洋状态外,亚洲大陆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对中华先民的生存环境影响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万年欧亚大陆发生的“燕山运动”和距今1000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时,由于印度板块从赤道以南俯冲过来与欧亚大陆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迅速隆起。中、晚更新世“陆表三级阶梯地形更加显著。青藏高原继续迅猛隆起,上升幅度达1000~2500米,随着地势升高,气候逐渐向寒冷、干燥的方向发展。大冰期降临时,气候更为严寒,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等,在海拔4000~5000米处已是银镶玉砌,冰川广布了”[4]。这种现象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的“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5]形势相吻合。原来的海水从南亚东西两侧逐渐退去。由于印度陆块抬挤亚洲大陆形成今天中国西高东低、三级——若考虑到被淹没在东海、黄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的水下浅海平原[6],应分四级——落差的地理形势。

青藏高原的存在,给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也留给中华先民以巨大的地理想象空间。古人不知有青藏高原,只知有昆仑山[7];或将青藏高原混称为“昆仑山”。魏源《海国图志》称昆仑山为“众山太祖”[8],是居欧亚大陆之中的“万山之祖”和“万国孔道”:

儒言昆仑,释言阿耨达,皆居大地之中。[9]

知阿耨池,则知河源,知河源,则知昆仑据大地之中,当万国孔道,且汇巨浸于万仞峰颠,分注四大海,宇内断无其匹。[10]

(昆仑)山居东西正中,虽译名不同,而宇内高山独推亚细亚洲,为欧罗巴洲各山所不及,谓非葱岭而何?以万山之祖当万国之中,谓非昆仑而何?[11]

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12]

青藏高原是长江的发源地。青藏高原北起昆仑,南抵喜马拉雅,东自横断山脉,西至喀喇昆仑。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位于亚洲大陆的西南部,东临中国四川,西连克什米尔高原,北靠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南部横亘着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境内。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是西藏高原的核心部分,也是喜马拉雅、冈底斯等山脉相接之地和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素称“世界屋脊”。

“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3]西藏高海拔 与不宜于农耕生活的地域特点使其与中原文明继而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对隔绝,新的生活方式在西藏地区推进极为缓慢,这既不利于西藏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日益扩大的社会分工,同样也不利于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

青藏高原对于中国更多的还在于它所拥有的独特而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它辩证地展示了:(1)青藏高原与中国整体安全的关系;(2)以西藏为重心的中国边地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3)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及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关系。

山地之难在于攻,平原之难在于守。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山地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有利的防御条件和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置的“险山要塞”。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行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但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中国山地占中国土地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有利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统一性在同一地区合二为一地存在。196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到罗马尼亚,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14]

随青藏高原的快速崛起,中国平原地带进入山地的怀抱。如果将与之连体的帕米尔高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葱岭”考虑在内,横亘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国地缘政治结构有了外敌西不能进,东不能攻,而我人民则西可“依山”,东可“傍水”的优势[15],中国由此避免了欧洲大平原上那随时背腹受敌的四战困境。中华民族总是幸运的:在远洋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着来自西北铁骑的南犯;在远洋技术兴起,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从东部海陆侵犯我中国时,我们又有青藏高原的庇护,在这里中华民族聚集起二次反击的力量,并最终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那么,可以断定,在未来相当的时期内,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终极保护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青藏高原的迅速崛起也对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影响。横亘于南部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使中国西南边界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板块形成极为巨大的海拔落差,在两千余里的中印边界上形成一道印度无法越过遑论大规模北上的巨大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公元前4世纪从希腊半岛东来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前323年)的远征就不会在印度河停止,公元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大军远征的方向可能就不会是当时还很贫穷的欧洲查理曼帝国,而是已十分富饶的东方大唐帝国——事实上它已被高仙芝大军阻挡在大唐西境之外。

当年打到印度河边的亚历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如果没有这道天然屏障,那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

青藏高原这种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东起唐古拉山以西的杂美山,与那曲地区相连;东南与冈底斯山中段的日喀则市仲巴、萨嘎、昂仁县接壤;北倚昆仑山脉南麓,与新疆喀什、和田地区相邻;西南连接喜马拉雅山西段,与克什米尔及印度、尼泊尔毗邻。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证。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境,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守不住。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都放弃了进入印度的计划。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该王朝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的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吐蕃王朝的边疆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16],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17];麦金德对西藏的地缘政治优势看得清楚,他说:

印度、蛮子[18](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19]

如果说西藏与印度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长城”[20],那么,西藏的稳定则与整个西域从而与整个中国的全局稳定——通过北面的南疆和东面的川康地区——有着重大的联动关系。

二 西藏问题是中国安全的全局问题

青藏高原是中国大地上隆起最快也是最高的高原。它不仅对中国自然气候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对中国政治气候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中国西藏南线边境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几乎保持着恒静状态,但青藏高原发生的所有重大事变却都牵动着中国整个西域继而中国全局的稳定。

首先,北缓南陡及海拔自西向东缓慢下落的地形将西藏北与蒙古、新疆、青海三地,东与滇、黔、川三地连为一体,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动荡都会与西藏牵一发而动全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朝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五十九年(1720年)两次发兵进藏。康熙从整个西域政治稳定的视角来总结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意义:

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21]

康熙认为,西藏乱局将会联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区,此边地连为一体,其对全国的稳定将产生绝大的威胁。康熙认识到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清兵入主中原之前就采用“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22]的策略,曾与藏、蒙等地方势力联手串通、结盟,以至软硬兼施,最后成了反明势力的盟主。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清前期与西藏同为地方政权,清朝派人去西藏,宣扬它信奉佛教和对西藏佛教的特殊崇敬,显然是为了维护它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联络蒙藏,壮大力量。”[23]1639年(清崇德四年)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前夕,清太宗皇太极派人专程去西藏,致书西藏受“白教”迫害的“黄教”僧俗领袖土伯汗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表示愿支持黄教。1641年(崇德六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密招厄鲁特部顾实汗率兵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西藏黄教联合统治的噶丹颇章政权[24]。1642年(清崇德七年),西藏地方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友好团也到达盛京,其中就有黄教僧侣集团的领袖人物和硕特部顾实汗(亦译固始汗)[25]。满清入关前扶持黄教在西藏建立统治政权为清王朝入关后稳定西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至乾隆皇帝将皇太极指定专用国号“满洲”[26]的定义也与西藏佛教相联系:

曼珠帝出震东方。国号满洲清字本作满珠。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盖曼珠音近满珠也。[27]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即满清入主北京的第二年,西藏实权人物顾实汗便派出他的第六个儿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到北京,表达了和硕特蒙古对顺治帝的归顺意愿,此后,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几乎每年谴使北京,贡使不绝。“蒙藏僧俗贵族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使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持续数十年之久。” [28]此外,清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朝维系着极密切关系。后金天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太宗征察哈尔刚回来,就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

臣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之重,凡八年于兹矣。幸蒙天地鉴臣与管八旗子孙等,一德同心,眷顾默佑,复仗皇考积累之业,威灵所至,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谨述数年来行师奏凯之事,奉慰神灵。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29]

但是,清王朝与边地地方政权的这些关系在入关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入关前,它们更多地是为了乘明朝衰落之际蚕食明朝疆土、扩大各自地盘的政治需要。清入主中原并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后,满清的地方利益便与中国整体利益融为一体,清朝统治者开始从中国全局而不是像以前仅从满清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与边地的矛盾并与昔日的边地盟友拉开距离,以至对于影响国家统一的边地势力不惜兵戈相向。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治藏实践最有成效、治藏经验最成熟的不是汉人政权而是元、清两届崛起于北方边地的蒙、满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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