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东林新政”是救国还是误国

发表时间:2017/6/12   来源:搜狐公众平台   作者:程万军
[导读]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政治上还是做了些大事。诸如开放言路,拯救道德风气,评价不错。
那么,在这个“东林独盛”时代,东林大臣到底要干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为呢?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政治上还是做了些大事。诸如开放言路,拯救道德风气,评价不错。
但是“东林新政”有两项内容,争议很大,有人说是救国,有人却说是误国。
那是哪两项新政呢?
一是整肃吏治,对官员进行政绩与道德品质考核。
这个值得好好说一说。
我们知道,官员考核,在历代王朝都是一道必做的重点题。秦汉时期,就有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以考课结果决定对官员的赏罚升降。到了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明代。就更加精细了。
明朝的官吏分为九品十八级。先分级别,再按种类考察。四品以上为高级官员,五品以下为中下级官员;这是级别,什么是种类呢?就是按地区划分,分为京官与外官。明朝对官吏考核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部一院,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负责。那么,这一部一院,在东林施政之前,具体是怎么考核的呢?
据《明会典》记载,对于官员的考核,吏部设考功清吏司,“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而都察院“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黜陟,就是升迁。一个管升迁,一个监督升迁,形成考满与考察相结合的明朝官员考核制度。所谓考满,就是任职期限结束的考核。相当于现在的述职报告加离职审计。所谓考察,就是全国性的定期干部考察。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对地方政府与官员的考察。主要在“德、勤、能、绩以及身体”这几个层面打分。京官六年一考,是为京察,地方官两年一考,是为外察。
可以说,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对官吏的考核从未中断。但其状况并不是一直都好。为什么?因为明朝的政治制度使然。
众所周知,明朝实现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这种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官员的工作热情很低,而且生怕犯错。什么人不犯错?一是死人,二是不做事的人,所以明朝官员因循守旧,普遍不作为。二是低薪,明朝官员工资是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低的,低到什么程度?一位县官每年的年薪是90石大米,平均到现在,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钱样子。这是编制内的,编制外的一个籽没有。县长到地方上去做事,那多事情怎么一个人完成,所以要找人帮做,招师爷招小工不发工资也没人来,这个钱国家不给,自己掏腰包。这些开销倒是小事,最要紧的,是上贡,上级决定你的升迁,逢年过节、迎来送往,不孝敬行吗?这样一路算下来,两、三千块钱的月工资,不等于让县长做无米之炊吗?
所以明朝整个官僚体制效率低下,贪污受贿是唯一工作动力。毫无疑问,这是底薪养贪体制。抛开官员的道德品质不讲,仅就制度环境而言,有权位无高薪的官吏们必需贪污受贿,否则很难生存升迁。
到了万历年,低薪养贪愈演愈烈,吏部和都察院官员甚至拿考核干部当买卖做。对干部的考核,已经变为敛财和排除异己的工具,大张旗鼓的考核只不过是走过场。还有,明朝中后期官场腐败加剧,买官卖官已经半公开化,明朝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对当时的卖官鬻爵有这样生动描述:
说有个叫晁思孝的老秀才,是个官迷,但是屡试不第,于是凑了三千两银子,弄个知府当当。

起初,老秀才心疼钱,只取二千两银子,通过中间人向两个要员行贿,结果要员把两千两银子撇出来了,说:“这是五千两的缺”,看中间人面上,最低价三千。无奈晁思孝只得再取一千两,全部上交,于是得偿心愿。
这个白话小说,对明朝官场交易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明朝各个官职背地里皆有定价。
这个样子的大明政府,再不改变,就要散摊了。
于是,东林内阁的第一把火,就是严格官员考核制度,整饬人事腐败。
掌握了组织人事任命大权的东林党人,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清廉,因为高攀龙和杨涟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东林组阁期间,“外察”和“京察” 在东林时期执行得最严格,而且做了特别标记,官员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罢官,终身不再起用。
主导官员考核的是时任吏部尚书赵南星。面对腐败官场,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东林内阁的考核官员,绝对是动真格,不惜伤筋动骨。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内阁公布考核结果,因“素行不谨”等问题,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官员达338人,人数创有明二百年来之最。
如此,确实令官场出现了“君子入仕”的盛况,当然,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严重隐患,那就是树敌太多。有人说,东林这种做法是排除异己,我说他们这是“为渊驱鱼”“水至清则无鱼”。
这是东林新政颇受争议的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争议政策是什么?
那就是保护工商业,提高商人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历朝都是重农轻商的,商人地位极其低下。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农民就是地主,本质是小农,小农最重视的是土地,最藐视的是商业。在以地主或农民组成的统治者看来,农业不只是解决肚皮问题,它还担负着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制作安份守已的良民。而到处迁徙的商人,则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集中国传统黄老思想之大成的《吕氏春秋》就曾对农商两业前恭后踞:
“舍农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
意思是说,商人都是不安分,应该用农活来收容他们。又云:
“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商人都是奸人,商业做大了会动摇朝廷统治基础,所以,到了一定时候,政府该收拾就收拾他们。
基于这种思想,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商人大都采取打压政策。诸如汉高祖刘邦,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让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况并未出现改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商人说过这么一句狠话:“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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