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警示中国:为什么成为权贵帮凶的财阀大都难以善终?

发表时间:2017/4/5   来源:罗天昊国与城   作者:罗天昊
[导读] 此前,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称韩国总统不是人干的职业,历任总统中,绝大多数不是凶死就是不得善终。
政商结盟,国之大凶。随着朴槿惠被批捕,纷乱多时的韩国时局,基本走向平定。吊诡的是,在朴槿惠等正要收获命运苦果的同时,以乐天掌门人辛东彬为代表的大财阀,也迎来其命运之秋。

此前,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称韩国总统不是人干的职业,历任总统中,绝大多数不是凶死就是不得善终。

李承晚(1948-1960)流放海外。
尹普善(1960-1962)被监禁。
朴正熙(1963-1979)暗杀。
全斗焕(1980-1988)判无期。
卢泰愚(1988-1993)监禁。
金泳三(1993-1998)驱逐出境。
金大中(1998-2003)监禁。
卢武铉(2003-2008)自杀。
李明博(2008-2013)目前平安。
朴槿惠(2013-2017 )被弹劾。

事实上,韩国大财阀与韩国总统命悬一线,也是多数不得善果。

郑梦宪,现代掌门,2003年自杀。
郑梦九,现代掌门,2006年,被捕。
李健熙,三星掌门,1996年和2009年被捕。
金宇中,大宇创始人,2006年被捕。
崔泰源,SK株式会社董事长,2008年被捕。
辛东彬,乐天董事长,2017年全家所有成员均被起诉,甚至95岁的老父也未幸免。

在韩国十大财阀中,至少六家的掌门人曾被捕,前五大财阀无一幸免。而在崔顺实干政事件中,9大财阀领导人均出席听证,接受调查。

韩国总统和大财阀多数不得善终,他们之间有何逻辑联系,

一、大财阀与政治家勾结,是国家转型不彻底的产物

大财阀与政治家同时遭遇厄运,是从韩国民主化之后开始的。
在韩国的威权时代,多任总统遭遇不幸命运,多因政治和权斗原因。令人费解的是,自金泳三至朴槿惠,韩国民主化时代中,除李明博暂时安全着陆之外,其他几任总统,均无善果。这在民主国家中极为罕见。

韩国大财阀与政治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命运跌宕起伏,亦多有关联。韩国财阀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出现。韩国建国初期,在处理日本殖民资产和美国援韩的庞大资产时,就曾将部分财产无偿处理给私人企业。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商人,包括李秉哲、具仁会等,均通过政商关系获得垂青,奠基了日后的庞大产业。这些通过特惠政策崛起的财阀,被称为“特惠财阀”。

在“汉江奇迹”时期,韩国政府以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补贴手段,扶助了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电子等领域的巨头,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也形成了新一代财阀。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大宇创始人金宇中等均在这一时期崛起。至八九十年代以后,韩国崛起为全球发达国家,三星、现代等财阀,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成为世界性巨头。纷纷入选世界500强。目前,韩国十大财阀总营业额占韩国GDP的80%。对韩国的经济影响举足轻重。甚至前总统李明博本身就出自现代集团。

大财阀的产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韩国借助大财阀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但是,这种模式隐含着致命缺陷,韩国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仍存在后遗症。

政府扶持大财阀造成了两大弊端,一是不公平竞争。得到了权力的倾斜和照顾的企业,实际上侵害了潜在竞争者的权利。伤害了公平。二是将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义的境地。为其日后的不祥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韩国民主化之后,大财阀仍习惯通过操纵政治,贿赂政客,获得更加有利的政策支持。而政治家轻则受制于大财阀,为了政绩不得不违规操作,重则利用大财阀的财力作政治献金,或者纵容亲友收取贿赂。

最后,多数总统和财阀成了难兄难弟,都难得善终,两者命悬一线。

金泳三受困于两个儿子贪污,晚节不保,受到牵连的,则是韩松等大财阀。金大中的三个儿子均涉贪腐,幕后亦是大财阀。金大中还与现代集团郑梦宪之死关联极大。郑梦宪被指帮金大中政府将1亿美元秘密送给平壤,以换取现代与朝鲜交流合作的垄断地位,郑梦宪最终因政治献金问题被迫自杀。2009年,卢武铉因家人卷入收贿丑闻案,跳崖自杀。五大财阀卷入其中。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李在镕被捕,乐天辛东彬等九大财阀统统接受调查。一而再,再而三,政治家危机与财阀危机频频同时出现,引人反思。

韩国民众早已进入新时代,政治家仍习惯依赖大财阀的势力,大财阀也习惯依靠权力获得竞争优势。他们仍停留在旧的时代。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国家改革与转型,并非总是精英带动大众,有时可能相反:大众早已完成了现代化,而权贵和财富精英,却仍留恋特权。

威权国家转型之后,从骨子里走向善政与善治,有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韩国民主化近30年都未能彻底清理旧时代的负资产。其它国家要告别政商勾结,更是长路漫漫,需时刻警醒。

二、中国大财阀的兴起与政商联盟

大国豪强,举足轻重。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相对公平,市场活力巨大,对于财阀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至改革后期,国家与民间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巨大财富,但同时权力对市场干预回潮,权力寻租现象严重,造成了大财阀的产生,尤其最近十几年,大财阀已成虎狼之患。

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众多,使得大财阀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力相对日韩等小国,烈度低了许多,但是,在局部领域和区域,大财阀的影响却更甚。

大财阀产生领域,多为权力垄断领域,以及半开放行业。

权力豪门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以及众多官办垄断产业。

而半开放行业,亦多被豪门或其代理人把持,最显著的就是地产与金融行业。几乎每个大财阀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批豪门加持。

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出自地产领域的大财阀都势力雄厚,在大陆十大富豪中,超过半数主业是地产。香港更为严重,十大富豪中,七家主业为地产,而且前五名大财阀全部都搞地产。据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中国出富豪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达120名,超过制造业和科技行业。这与发达国家的富豪多来自科技领域有巨大区别。

而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大财阀分布,亦非常有趣。全球拥有亿元富翁最多国家是中国,超过美国。而拥有超级富人最多的城市是北京(94个),超越“世界首都”纽约,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最强势的大财阀,不是诞生于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华南,而是诞生于权力体系最发达的北京。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

可以想象,美国的富豪都来自华盛顿而不是纽约,那会是什么情况?北京不仅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市场还没有成为完全主体。

权力的加持,使中国的大财阀获得了无往而不胜的利器,在很多垄断和半开放行业,他们开疆拓土,驱逐潜在竞争对手,联合权力对民众巧取豪夺等,获得了超级红利。积累了庞大的资产与社会势力。

不仅如此,中国逐步出现财阀与政治家族的联姻,财阀需要权力的加持,权力家族也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一些高层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两者联姻催生出超级豪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可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新动态,大财阀和贪腐官僚为防范在本国被法律惩治,开始联合将掠夺民众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欧美投资移民的风潮中,不乏大财阀的身影,与此同时,贪腐官僚向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数额惊人。

三、大财阀成为政商联盟中的帮凶是不祥之兆

在韩国闺蜜门中,虽然李在镕自称“受害者”,辩称三星电子是迫于朴槿惠的压力不得不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财阀并非受害者,而是共犯。为得到赦免和掌控等特权,财阀不断拉拢收买政客,这才让崔顺实这类幕后实权人物有机可乘。

在中国,大财阀也充当了帮凶角色。每个倒下的徐明式的财阀背后,都有一个腐败高官。同样,每一个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后,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财阀的存在,加速和加剧了社会不公。他们利用权力扭曲了市场,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自2003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警戒线之上,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但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0.465。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更明确指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官民两方的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

贪腐官僚滥用权力,部分大财阀参与其中,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部分大财阀虽不是主角,却充当了帮凶角色。

在香港也一样,大财阀多数通过房地产致富,而这个与权力勾兑普遍的行业中,他们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加持,是对竞争者的不公,也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更是对香港普通民众的不公。

2017年,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竟然接近香港GDP的一半,大量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来自权力干预经济严重的产业领域,这实际是对于大众财富的变相掠夺。而且打击了其它产业的信心,造成地产金融之外,百业凋敝。

近几年来,香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撕裂严重。香港基尼系数最高峰值竟达到0.53以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属于最高水平。这其中,地产和金融大财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辞其咎。

在勾兑权力方面,大财阀有意无意中成为了权贵经济的帮凶。更为吊诡的是,部分大财阀一边将掠夺大众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逃避清算,一边还俨然成为装权力经济受害者,两边投机。

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地方,大财阀和政治权力的勾结,最后都难逃法律惩罚。韩国在惩治了朴槿惠的同时,也惩治了几大财阀势力,在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对于大财阀已非常宽容和纵容。未来,民众权利意识日益浓厚,民心所至,香港急需震慑权钱经济,提振民众信心。,前特首曾阴权已经被关进笼子,大财阀能否免灾,值得关注。

四、从政策和立法两方面治理财阀

同为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治理政商勾结,抑制大财阀的策略,可为中国借鉴。

财阀和门阀一度横行日本,5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冻结了三井、三菱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

韩国亦大力度抑制政商勾结,打击政客与打击财阀双管齐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誓言要进行“不流血的反腐败斗争”, 1993年9月,韩国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对非法致富的高官进行调查,严管官员,防止官员权力寻租。同时,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时代的阴影。

管好官后,韩国也开始对大财阀进行严管。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2003年,现代集团案发,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

朴槿惠被弹劾并被捕,乐天董事长辛东彬等大财阀同时被清算,对于韩国未来政商勾结,造成更为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慑心理,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就表示,韩国需要一场全国化的清洗。

中国提出了亲商与清商的问题,国家提倡既要为商人服务好,同时,也要适当划分政商界限。未来,中国也需要从政策和立法两个方面抑制政商结盟。

政策措施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同时,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二是,逐步抑制政商结盟严重的一些行业。比如地产和金融投机行业。

房地产榨干了民众的财富,甚至洗劫了一家几代人的财产。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同时,釜底抽薪,使政商勾结失去经济基础。

香港同样需抑制财阀。依靠豪族财阀虽可短期叠加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容易使豪族和财阀与权力捆绑,尾大不掉,且一旦香港遇到困难,大财阀可全球转移财产,倒霉的是留下的香港万民。未来治港者需适度疏离豪族,扶助香港平民。

在立法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政治与商业的界限,并且严格执法。

国家的打虎肃贪不可停,与此同时,需要立法使之制度化。确立公民的财产权,使公民不用惧怕权力,不用依赖权力就能保全合法财产。依靠智慧与汗水就可致富。

变革的希望在于增量,在于未来,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才得久远。

政商结盟,必伤两方。解决大财阀问题,政治人物和财富人士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双方是最好的结局,财富人士免受人生颠簸。政坛人士也少卷入纠纷,得保善终。

公平而有活力的社会,方可铸就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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