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政治智慧的衰落和国际秩序危机

发表时间:2016/6/7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
[导读] 今天的世界秩序在各个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地缘政治、全球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技术的变革等因素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郑永年专栏

  在《世界秩序》等很多著述中,基辛格博士总是十分强调政治家在塑造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作用。尽管不同时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世界秩序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具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塑造出来的。这些政治家能够洞察现实世界,具有世界视野和远见,动员现实存在着的各种要素(包括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来造就世界秩序。在基辛格的眼中,近代的梅斯特尔和俾斯麦,当代的尼克松、邓小平、李光耀等,都是这样的具有非凡智慧的世界级领袖。没有这些领袖的智慧,世界秩序难以形成,国际社会可能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今天的世界秩序在各个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地缘政治、全球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技术的变革等因素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些新的趋势又促使各国领袖更容易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屈服,世界从而呈现出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交互恶化的情况,无论是内部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急需具有智慧的世界级领袖。这个秩序是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诸多规制是西方世界确立的。西方世界在各个方面也仍然领先世界,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但很不幸的是,至少就西方世界而言,我们缺少这样的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面临的是一个庸人政治人物的时代。

  刚刚在日本结束的G7(七国集团)会议,充分显示了这个庸人政治人物时代的到来。站在世纪秩序建设的角度,这个会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使人感到失望。

  首先会议没有了主题,或者被变换了主题。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会议原本是这些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论坛,就是说要协调它们之间的经济政策,从而稳定和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不过,今年的会议实际上已经成为变相的安全会议,而涉及南中国海、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乌克兰的克里米尔危机等问题。在协调经济政策方面,会议并没有出现什么好的想法。脱离经济合作这个主题,今年倒不是第一次。早在苏联解体之后,七国集团会议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地缘政治上。在1998年的会议上把俄罗斯吸纳成为正式成员,成为G8(八国集团);但2014年又把俄罗斯排挤出去,再次成为七国集团。这些变化都说明,七国集团已经没有了主题。

  其次,在没有主题的情况下,集团会议越来越具有娱乐性,政治人物争相向媒体和民众表现自己的个性一面。主办国也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政治人物的表演欲望。

日本的私心过重

  第三,在领袖个人层面,七国集团的表现更令人失望。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成为日本首相安倍的“把玩物”,奥巴马总统完全顺着安倍首相所设定的主题进行。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奥巴马也是有个人“外交遗产”算盘的,但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袖,人们并没有看到奥巴马的任何世界观。人们除了确信奥巴马总统被安倍首相所绑架外,看不到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安倍首相更是典型。日本的私心过重。有私心可以理解,但做得那样容易被人看到,就很过头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毫无止境地“绑架”了奥巴马,挟持奥巴马陷入安倍逻辑。其二,转移集团会议的经济主题,把南中国海问题作为其中一个议程,重申安倍早先表述过的海上安全“法治三原则”,和平及以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以及尊重航行航空自由的承诺。安全问题不是不可以谈,但绝对不是在这样的场合。其它方面包括朝鲜核危机和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其三,对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表现在对安倍经济学毫无理性的高估,和对新兴经济体的错误估计。近年来,日本的经济作为,没有人会相信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萎缩,是少数几个GDP在萎缩的主要经济体。尽管另一个经济体俄罗斯也在萎缩,但俄罗斯是因为处于西方的制裁之下。

  再者,日本的经济基础例如人口老化、人口规模萎缩等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安倍不仅不去正视这些问题,反而强调要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并且更要推广到全世界。同时,安倍对新兴经济体的严重“误判”,这里尤其是中国经济。安倍间接地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责任指向中国。在一个层面这是老调重弹,只是再次重述了世界上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在另一个层面,表现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状况的缺乏了解。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安倍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不管怎样,安倍的表述使人感觉到日本想再次成为大国的艰难。一个没有任何国际视野的领袖,如何引导日本再次走向辉煌?

  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G7的首脑会议上,在发达国家的各个政治层面比比皆是。在官僚层面,情况更为糟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的表现,处处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敌人,好像美国在随时准备和中国、俄罗斯进行对抗战。台湾国防部长被问及“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依照台湾现在的兵力,可以支撑多久?”时回答,“我们要保卫2300万人,会打到一兵一卒”。这些回答并没有错误,但给人的感觉是这些部长们至多是一个“好士兵”,而不是具有眼光的战略家。如果具有世界观,那么至少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世界的冲突和战争,而不会仅仅准备战争了。

  尽管一些国家出现了具有智慧的领袖,他们却被国家内部问题所拖累,并没有精力来关切国际问题。即使出现一些智慧来解决国际问题,但一旦遇到国内问题,这些智慧就变得毫无价值了。这表现在默克尔处理难民问题上,从接受难民到拒绝难民轻而易举。

民主领袖缺乏担当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国际政治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重大的国际会议(例如几国集团会议)往往成为国家互相抱怨,或者抱怨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的场合,大家是为了抱怨而来,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七国集团尽管表明了内部的“团结”,但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世界经济的前途不是更明朗了,而是更具有不确定性了。第二,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崛起,各国领袖从来不好好做自身的检讨,而把责任推向其它国家,尤其是被它们视为是竞争者或者敌人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民主国家,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层出不穷。现在西方的政治家利用“民主”的机制,越来越不负责任。这尤其表现在使用“公投”这一机制上。“公投”表面上在强调民主和民意,但实际上“公投”是最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所能做的事情,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公投”所产生的后果不是政治人物所能承担的,而仍然要全体民众担负。希腊搞公投,英国也搞公投,台湾也要搞公投。说得简单一些,“公投”只是政治人物把责任担当推卸给民众的最方便的工具。不过,荒唐的是,在“公投”之后,所有政治人物必须再次面对现实,来承担责任。例如,年轻的希腊总理在“公投”之后,仍然要面对世界现实。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缺乏有政治智慧的政治人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全。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英国工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特朗普等极端人物通过激进的反全球化等言论而崛起,被西方主流政治和既得利益视为是不可接受的。但人们需要问,这些激进政治人物为什么崛起?他们为什么能够迷惑人民?为什么被人民所接受?道理很简单。这些激进政治人物的崛起,并不是人民对这些政治人物的信任,而是对现存政治人物的失望。如果这个世界在既得政治利益手中变得越来越坏,管治越来越糟糕,为什么不可以让其他的政治人物试一试呢?

  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秩序危机的到来,各类英雄也会辈出。在不能忍受危机的时候,人们期盼英雄的出现。不过,这里也充满着危险。英雄可以拯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政治人物也是危机的产物,在当时也被视为是英雄。现实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像一战、二战那样的以武力改变世界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在核武世界,除非人们想同归于尽,大规模的战争很难想象。同时,人们所说的“软力量”或者“巧力量”也过于虚幻,难以帮助世界秩序的重建。

  老牌国家在衰落,新兴国家在崛起;老牌国家已经无力改善这个世界秩序,而新兴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因此,今天的这个世界舞台错综复杂,眼花缭乱。各种力量在较量,暗流汹涌。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能够重建世界秩序的是那些具有远见、有大格局和充满政治智慧的政治家。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政治家,而这个时代也为他们提供着机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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