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精卫的“汉奸帽”说起

发表时间:2016/5/12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导读] 文章云,“一个看重清名不计名利的‘圣人’(党内同志对其的评价)汪精卫,为何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并置自己一生荣誉而不顾去出卖他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华故园?历史的真相恐怕没有台海两岸的官方说法那么简单。”

冯创志

5月4日《联合早报》刊出于大勇《从一个角度审视汪精卫 》的文章,是近来引起网上热议文章之一。其之所以引起热议,乃因是文章敢于为两岸公认的“汉奸”“正视听”。

文章云,“一个看重清名不计名利的‘圣人’(党内同志对其的评价)汪精卫,为何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并置自己一生荣誉而不顾去出卖他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华故园?历史的真相恐怕没有台海两岸的官方说法那么简单。”

那么,我们不得不对“汉奸”一词进行考证,学习点历史小知识,同时以正视听。

近代“奸”同“姦”,古代形不同,意不同,音亦不同。“奸”读gān,古寒切。寒韵;姦:读jiān,古顏切。删韵。《左傳·宣公十二年》:事不奸矣。杜預注:奸,犯也。《左傳·襄公十四年》: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杜預注:奸,猶犯也。

有文字记载可查的“汉奸”一词最早在官方使用,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 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清史稿》记载来看,“汉奸”一词在书中出现了19次。“ 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汉族为主体,‘汉’也往往用来代指中国。”这种说法由清政府的蔑视、贬乏走向另一个极端——“大汉民族主义”。

“汉奸”用来指参加南方少数民族叛乱的汉人,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叙述:“(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

至于晚清“汉奸”一词则是被用来泛指和洋人勾结反叛清廷的人,一句话:汉人中危害清廷利益的“汉人奸细”即“汉奸”。比如太平天国之群党,统统被清廷骂为“汉奸。”

较统一的史料云,汪精卫出逃重庆的消息传出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随即发出“调整日华国交之根本方针”的声明,声称:“日本决以武力彻底消灭抗日国民政府,而与华方眼光远大之人士携手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华三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云云。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明电致中央党部、蒋中正、中央执监委员等,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谈和。即人们通常所称之“艳电”。

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汪的“艳电”认为,日本政府12月22日的“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主权,且以日人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营业为条件,交还租借,废除治外法权,加之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国民政府应以此三点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

汪精卫出逃重庆次日就勾结日军轰炸重庆,蒋介石因此对他恨之入骨。1939年元旦,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可以说,两岸自2008年逐步出现和解以来,至今未为汉奸除帽的著名人物中,汪精卫是最没争议之一。

当然,汪精卫毕竟已是历史人物。


人们关注的是,于文那段“是民族的面子重要,还是保全族人的生命和物资更重要?生命都没有了,面子何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意气用事,英雄气短,受遭殃的只会是平民百姓。

于文说:“纵观历史,用土地换和平的例子古今有之,中外有之。面对凶暴残忍的入侵者,弱国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换取生存权利以图后起的做法不失为权宜之计”,对此话,早报网当天有一网贴云,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面子,实际上就是没有了作为人的资格。面子是什么,是平等的条件,如果一个民族在另外一个民族眼里是一个不要面子的,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奴隶民族。

之所以现在中国还是独立的国家,其他民族逐渐能平视中华民族,那是因为这个民族有很多抗日英雄,有很多不愿意放弃面子的人存在。又有网言,称在国际争端中,弱国往往割地割利,以求和谋存,这并不稀奇,古往今来比比皆是。

但是问题是,当时的日本想要干什么?东三省已然占据,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华北“五省自治”,在经济重镇上海还有大量驻军。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占领了几乎中国东部。当时的国民政府难道就汪精卫一个人想到过求和吗?可是求和总有底线,狂妄自大的日本能够接受吗?

日本的目标就是彻底灭亡中国,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贯国策,还能怎么谈和。汪精卫作为高层人物,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常识,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人的目标,还要追求所谓的“和平救国”,明知故犯,不是汉奸是什么?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人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

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人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万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万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对抗战这段历史和汪精卫“汉奸”来龙去脉不太具体,笔者还要说的是,“汉奸”一词,在当下中国网络上很流行,一种现象是,大凡主张“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民主透明治国方略,观点明晰而言辞犀利的文章,没有不被套上“汉奸”一词的。“汉奸”一词成了狗屎,似乎谁被糊上谁就难洗“清白”。

在某些网站,常有批判经济领域汉奸现象文章。比如2013年有一篇网文就这样认为,经济上,国际财团肯定是要动用他们长期豢养的邪恶买办集团——金融帮,推动中国央行私有化使中国金融系统与英美彻底接轨,使中国人民银行私有化变成和美联储一样的由私人操控的傀儡!一步步吞并掉中国的金融资产化为私有,彻底夺取中国的货币发行权。中国的巨额外汇也将面临私有化和泡沫化的危险,公积金保险会被掏空财政崩溃。这就是资本帝国培植的职业反动走狗——汉奸和邪恶买办。

但中国经济文化对外开放是中共高层既定方针,不加分析地将改革开放视作培植汉奸文化气候,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难免影响改革开放成效,时下一些领城一些地方在全面深改中出现缩手缩脚现象,令人们看到批“汉奸”现象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这不能成为为重新审视汪精卫的理由。

 

作者是中国管理创新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

日本的目标就是彻底灭亡中国,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贯国策,还能怎么谈和。汪精卫作为高层人物,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常识,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人的目标,还要追求所谓的“和平救国”,明知故犯,不是汉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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