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为什么不断犯短视错误 | 大象公会

发表时间:2016/5/3   来源:微信号:zsjianghu   作者:
[导读]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为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文|黄章晋

七十年前日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习惯的官方典型说法是日本侵华乃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而且日本幅员有限,不足以征服幅员辽阔的中国。亲历抗战的军事家则更倾向于用朴素的军事角度看问题。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总结日本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


▍李宗仁

对比二战欧洲战场的德国,我们会发现日本的侵略扩张与纳粹德国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国对波兰、西欧国家和苏联,均是倾尽全力按照一举摧毁其全部武装力量的闪电战方式逐个消灭对手。

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则完全相反。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设师团,装备整员的师团仅有4个,总兵力不足30万人,侵华战事扩大后才逐渐动员,更荒谬的是,日本一个敌人未解决又不断增加新敌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转入战时体制,大规模动员人力物力,到日本投降时,当时日本分布在广袤辽阔战场上的总兵力竟高达700余万人。

如果当年日本倾其全力一心灭亡中国,历史会出现另一个版本么?

李宗仁认为:“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不但未做全面动员,还不按兵贵神速原则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反在河北南部划出一条南下界限,致贪功心切的日军居然向西进入崇山峻岭不利兵力机动的山西。到了1938年初日军才进入中原腹地河南。

为什么日本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动员时会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什么日本从未倾尽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抵抗?什么日本陷入中国战场泥潭时却又与美、英等国开战?为什么日本会连续不断地出现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视行为?

李宗仁的回答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这个解释显然会陷入循环论证。英国也是岛国,何曾被认为眼光短视?日本并非无人预见树敌过多必招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明确日本不能同时与两个假想敌同时作战的原则,此不可逾越的原则被称为的山县-东乡铁则(当时日本假想敌依次为沙俄、美国,中国国力未充,不在假想敌之内,经1918年、1923年的改订,假想敌顺序变为美国、苏联、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石原莞尔同样很早即警告,日本的头号敌人是美国,应极力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否则必将在中国战场陷入“无目的的泥潭”。


▍日军参谋中的代表人物石原莞尔

然而,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终究可谓国家决策错误大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与德国结盟,没有主动与美英交恶,没有反复去挑衅苏联,在侵华战争中没有上述不可思议的兵家大忌,我们今天很难说,最后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灭亡。

蒋介石从政治角度的判断,比李宗仁仅从军事着眼的看法明显更能道出日本战略决策充满短视行为的本质——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会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说:“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作主,实在可惜。”

但蒋介石并未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做主?


▍“大东亚共荣圈”地图

二战时的日本,是一个英式君主立宪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度上尽可能地模仿英国,只有一点不同,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不是英式的军队效命于文官政府,而是德意志帝国君主独裁式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这个混搭的制度架构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奇特的军国主义国家,它不像德国有个强力的独裁者可以统揽大权,而是由一群行为不受约束但又无法统一步调的中层军官裹挟政府决策的奇葩国家。

这种奇特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怎样一步步使日本犯下一系列短视冒险走向灭亡之路的?如果不清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推动力量和决策过程是什么,我们甚至无法弄清在侵华战争中,那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元凶是谁。

作为战败国,日本对此问题的研究自然极为透彻,它更多是从当时日本自身的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入手,也因此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视角,只可惜,中国甚少获得从日本战后研究角度的总结。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战犯参谋》,能够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知识空白,也是大象公会直接出版的第二本书。

大象公会的特约作者俞天任先生并非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对历史的兴趣和长期日本生活经历,使他通过大量日本一手资料阅读的积累,跳出国内研究者普遍的视野局限,由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历史成因、其扩张冒险的动力、决定其失败的内在制度性症结切入,给我们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

它从日本独特的军事参谋体制着眼,以甲午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战争过程为主线,对日本佐级参谋群体在一系列战争中的独特作用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画、阐述了日本从冒险、崛起再到灭亡的政治、军事制度性原因。本书用大量中国读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实论述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无法修补而且不断扩大的漏洞,不但军国主义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甚至其在军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断落后于同时代列强的。

同时,本书通过对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日军佐级参谋群体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给我们多数读者一个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认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是由佐级参谋群体在不断策划“下克上”的军事冒险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它与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冒险是由最高层精心策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种战争的推动和策划源头的差异,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就是短视混乱的。

本书在微观上,既有日本参谋这一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个体命运的生动描述,也有表现日本军事参谋体制在日本军事冒险史中大胆、荒唐的经典案例;宏观上,对日本参谋体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旧日本在政治、军事体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详尽而客观的分析。

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影响是何等之大。因为日本制度漏洞带来的国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在日本政治生活和军事机器中占据特殊位置的军事参谋群体成为不受制约的人。而独特的教育培训体制,又使这群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特殊群体,天生就是充满政治短视和社会无知的,而这样一群落后于时代,自闭于社会的人却可以不断通过盲动和冒险,最终如愿走向前台控制了国家决策中枢——当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极点之时,也就是日本帝国灭亡之时。

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本书中,被认为是集中了日本参谋教育培训体制下所有弊端的一个代表:无知、愚昧、短视、胆大……惟一的优点只有外在仪表举止堂堂正正这一项。值得关注的是,书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来,东条英机也是个祸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东条英机如此,那些直接策划军事冒险,挑起中日战争的关东军亦在今天的日本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这与我们从直观上的感受并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这点,我们很难了解一般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七十年前的战争的,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部分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是场胜利者——尤其美国的麦克阿瑟一手主导的不公正的审判,同时又认为那些战犯对日本国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今天日本在试图成为一个全面而真正的大国时,面对周围曾被侵略邻居的疑惧时,日本人并不以为然的制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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