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于25日零时截止。据初步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97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首次超过4000：1。预计到昨日审核最后一天，报考总人数将突破百万，大幅超过2008年的80万大关。而历史数据显示，在最近三年，投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每年递增20万，跻身行政系统似乎成了他们的集体理想。
明知会有残酷的竞争，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们的青年执意为之。对此，真不知要敬佩其勇气，还是继续替他们慨叹。不过，既然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聚集角逐，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亦即：他们的选择确实稀少，或者说，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对于他们热衷公职的动机，议论纷纭，可概括为高福利的诱惑说、大学扩招恶果的逼迫说、以及经济萧条等临时诱因。
其中，官员所享有的高福利、高社会地位，以及潜在蕴含的发展远景始终受到分析者的重视，成为解释公务员招考持续火爆的惯常模式。而在寻租理论的支持下，这一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的洞见。可问题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崇尚自古皆然，重官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向来强劲。这种阐释模式可以解析公务员热的大背景，对志在成为候选官僚的青年连年激增这一现象，却难以尽释。
况且，即便能进入行政系统，也将面临权势的严苛淘汰，并非人人可以获取高位，或安享想象中的丰厚待遇。这就自然地联系到高校扩张的后果问题。这些后果在青年学生的择业中集中呈现，且经年未消。公务员招考被绥靖为一种救济方式，以缓解扩招所制造的、扭曲了的人力供需结构。可碍于官僚制的固有特性，公务员招考不可能吸纳无节制增长的毕业生，两下僵持不决。
然而，扩招后果剧烈地影响青年们的出路，也有近十年的历史，不是新问题。那究竟要怎样精确地解释每年陡增的20万人？而三年间产生的逾60万人的新增报考规模究竟源于什么？一种可能更恰当的解释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失衡状态在近年愈发失衡，行政等权力加剧了扩张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加速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控制力度。由此，青年的选择面因权力的围困而变得极其狭窄。
而这样的场景很容易列举出充足的例子。比如，研究生扩招也被当作降低就业压力的手段，青年人似乎借此扩大了选择机会，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或放任专业设置，扩招的目的和手段严重矛盾。再如经济领域，能产生真实就业需求的民企始终被遏制，在投融资及政府服务等方面备受折磨，营商环境于近年急剧恶化。公务员报考人数的膨胀，不代表繁荣，衬托出诸领域的严峻实情。
更关键的是，这么多现象的内在隐患逐渐累积，并透过公务员招考的这几年展现出新面目。经济衰退也罢，高校扩招也好，仅仅证实了权力已延伸到更广泛的层面。而青年被引到为官位竞赛的道路上，是因为其他的选择要么被堵塞、要么凋敝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被强迫的。显然，权力不该用自身的价值置换青年们的选择，而只能以更好的政治活动为其松绑。
当然，公务员也是一种选择，但当年轻人只剩下这一选择时，一定是哪个重要方面出了重大状况。梁启超著《少年中国说》有言：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千军万马挤在公务员的选择题上，青年们的不自由可见一斑。国家若念及自身及系于青年的进步，情何以堪？而据本月初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大陆居第30位。或许，我们该想想选择无自由的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