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70年代初，虽然已基本告别了饥荒，但在物质条件很不充裕的时代，在贫困的山乡，关于肚皮的往事总是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有点贪吃，大概是因为吃不到什么有油水的，所以瘦得像猴似的。晚上父亲搂着我睡觉，总是摸着我嶙峋的排骨说，这娃干得像条龙。山区细粮不多，以黄米、高粱、玉米、荞面之类的粗粮为主，白面是偶尔的调剂。白面对今天的孩子来说并不稀奇，但我们那时白面是精粮、细粮，所谓的黑面并非今天所说的黑色食品，它比白面粗，不及白面白而已。我们家逢年过节吃白面，平时只有来个客人才给做一顿时白面条。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家里来人时，母亲总是和两团面，一团白面，一团黑面，父亲陪客人吃白面，他们吃完了，我们都在厨房里吃黑面。有时候，客人吃得少了，我们便能有幸吃到半碗。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多，为此，我老纳闷，母亲每次和面为什么总那么精准。
白面留在记忆中太深，上学时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才能天天带白面干粮。我们那里办丧事，奔丧的人都要给带白面蒸馍，叫供样，是给死人供祭的。一般来说，有送一盘子的，也有送两盘子的，所谓一盘子即十五个馍。办丧事时大家都吃白面馍，待丧事办完，主家的白面馍一时半会是吃不完的，于是，便切成片晾干慢慢吃。上三年级时，班上有个叫小柱的同学有一段时间很神气，他上学时天天带白面馍头，原来，是他爷爷死了。过守丧事后剩得太多。当时我心头曾掠过一个至今让我赧颜的想法，如果我爷爷也死了那我不也有吃不守的白面馍馍。
我生来嘴刁，粗粮偶吃一顿还好，如果没可口的菜，实难下咽，大概因为那时总惦着肚皮。我妈老骂我没出息，她经常数落我：“婊儿，饿死你的日子你记着！
那时，家里孩子多，有点什么好吃的要么放着等亲戚来了吃，要么给老人留着，而我呢，总是想方设法偷着吃。有时候偷出来钻到菜窖里吃。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十里路，中午不回家，那时我开始对钱有了点兴趣，此前我们村上没有小卖部，有钱没得花。学校附近是大队的供销社，当时的供销社不仅卖日用百货，还收购农副产品以及各种废旧物品，因为老想买点东西吃，水果糖一毛钱8个，饼干一盒三毛。我就经常弄点羊骨头、废铁、破布头之类的东西去卖，猪鬃、猪毛、兔皮等，用以补充自己的小金库，这些钱主要为了肚皮。其实，我一直很节省，比如说饼干，我一般和同学盒买一盒，然后数着片分着吃，因为一次消费三毛钱，对我说太奢侈。当时我有个想法，什么时候我有钱了，我一定天天吃饼干和罐头。
母亲在田里劳累了一天，回来上锅做饭，吃完饭已很晚了，有时便懒得洗锅，搁到第二天早上，边搭火边洗。我和姐姐总起来后总是抢着先到厨房铲黄米饽饽，谁先下手，谁上学时便有了午餐。暑假放驴时，总不忘带点土豆烧了吃，吃白面馍对我来说，有点奢侈。
我不仅喜欢吃，更喜欢尝试做。那时我们家烧火做饭用的是柴，没有鼓风机，用的是风箱，母亲做饭时，我在一边烧火，所以，看的时间久了，许多菜基本上也会。
有一次暑假，家里人外出干活，我一人在家门前放羊羔，中午把羊羔赶进羊圈自己到家，邻居送了一把韭菜，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山村，五月之前基本上吃不到新鲜菜，一把韭菜也是很诱人的。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写宁南山区有个老人，在四五月份放命（快死了），家里人问他想吃点啥，他说：“就想吃一把活韭菜！”我到鸡窝里摸回几个鸡蛋，炒好切了和韭菜拌在一起，用开水烫了面，包了馅放在锅中用油煎。相当于现在餐厅里的素锅贴，自己吃了，还给家里人留了一盘。劳累一天的家里人虽然每人吃了两三个，但那感觉是很美的。妈妈时常念叨那顿锅贴。
上初学时，灶上每天一顿米饭、一顿面条，冬天菜是土豆熬咸菜，夏天啥菜便宜吃啥菜。那时两周能回一次家，我们从家里拿点辣子油，冬天还带些肉臊子调进饭里吃。我们吃饭一般以宿舍为单位分组，轮流打饭，当天的值日生，到灶房排队，打完后回来给大家分，一般先打米饭，后打菜。因为每周的饭都有是事先登好的，打饭时按量分配。男生一般食量大，吃得多，女生食量小，吃得少。打饭时我们要求谁值日必须勤快，早排队先打，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人打完饭，如果大灶上还有剩饭，会给先来的人加饭。所以，腿脚快了，我们就能多加点。
因为灶上伙食不好，经常在宿舍里偷着做饭，出于防火、防煤烟中毒等安全方面的考虑，学校里坚决不允许做饭。但是，我们的自律总是经不住肚皮的闹腾。所以，经常被校长逮住通报。
那是一个冬天，一同学从家里带来了肉臊子和荞面，听说那天校长到县城开两天会，我们便想钻个空子，我亲自动手炒臊子汤，我们在大通铺的床板上铺上报纸，搓猫耳朵，还没等下锅，校长来了，我们四散逃跑。看着床板上扔下的猫耳朵和炉子上水桶里翻滚的水，一贯严厉的校长，帮我们把猫耳朵煮了，捞在了碗里，然后默默地走了。
回过神后，我们都知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个个溜回来，看着猫耳朵煮好了，校长不见了，虽然还有余悸在心，但是谁抵挡住饭香的诱惑，端起碗狼吞虎咽。管他呢，先把肚子干饱再说，明天听候发落。然而，第二天，除了班主任通知各班严令在宿舍动炊外，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后来，有个同学在学校附近找了间房子，成了我们的据点，秋天，从乡政府前的公路上过往的拉菜车很多，我们经常偷点菜自己做饭，有一次，我们偷来了一捆蒜苗和几棵大白菜。我们吃的是揪面，剩了一团面，我把白菜炒蒜苗作馅，包了十几个饺子，大家抢着吃，说这东西真怪，包进去就有饺子味。正吃着，一个住在乡上的学生来了，他带着娘娘腔说“你们丢巴子呢！”意思是连个肉丁也没有，还他娘的吃的是饺子，亏你们想得出。这大概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那时，班里有个别同学是城市户口，吃皇粮的。我真羡慕人家每月有国家供应的那三十斤细粮，不像我们这帮穷鬼，从家里带的都是黑面干粮。而且一到校便抢着吃，两三天便吃晚了两周的干粮。宿舍里有个吝啬鬼，只有他的馍放的时间长，有时长毛了才肯拿出来给大家吃，我们把馍掰开，一合一开便能拉出丝来，尽管如此，还是剥去绿毛把它都吃了。穷孩子的杂碎总是那么皮实，吃得不对劲了，大不了放几个臭屁，拉几泡稀，没事了！昨天我老娘到我家，说她前几天给鸡喂了点馊饭，竟然死了四只。看来现在的鸡都比我们那时娇贵。
在校时，我们偶尔奢侈一次，买一毛钱的瓜籽或花生，那卖葵花籽的老孙头真贼，他卖瓜子是一毛钱一盒，那盒是圆筒状的，他总是把底下垫上厚厚的纸，看着盒子大，实际上买不了多少。有一次，回家时，我给弟弟买了两毛钱花生。那时回家要走三十多里路，走到一半，我又累又饿，于是便开始吃花生，很快吃掉了一半，我想不能再吃了，至少得给他留一毛钱的，但是，还是禁不住去摸衣袋。最后，我为了严格控制，就数电杆，过一个电杆吃一粒，尽管如此控制，到家时剩了八个花生，不过我把它们全掰了，成了十六个，弟弟舍不得吃，还给我吃，我感到很自责。
上高中后，学校的伙食更差，因为学校在盖学生宿舍楼，我们三十多个学生住在一间大教室里，门窗玻璃破了也没人管，墙脚是黑老鼠打的大洞，可以说是四处走风。夏天还好说，冬天冻得要命。宿舍里的炉子没人管，宿舍里有个大水桶，我们煮挂面都有用它，煮完面吃饱肚子就觉得自己是神仙了，往被窝里一蜷缩，啥也不管了。即使如此，每天大家都能以笑脸迎来朝阳。当然，我们也有哭丧着脸的时候，那时因为当时校内校外的小痞子经常光顾，人在时他们逼着我钱，人不在时他们撬我们的箱子，偷我们的东西，凡是能用得上的他们都偷，有的同学从家里拿来的粮准备给灶上交，但没等下课后去交，回到宿舍时已没了，就连被套也扒走。我的口琴、提包、衣服、裤子全都丢了。
后来，我们四人合租了一家旅馆的一间房子，每人每月10块，主要是为了做饭。我们从家里拿来黄米，用来做米饭或粘饭，拿来白面我们借来三轮车拉到粮油加工厂兑成挂面。每天下课后，我们东张西望地捡木片木棍回去搭火做饭。上午吃黄米粘饭，下午煮挂面，至于菜，自然是市场上最便宜的。旅馆里人来人往，杂人多，杂事多，有时候，隔壁的几个同学还组织一帮人赌博。他们下注较大，大概有五毛一块的，也有城里的同学拎上麻将来打，一般是打一半的，即平胡五毛，自扣一块。这赌在我眼里那大的了得。
那时学生之间流行一种小赌博，吹钱。即每人拿硬币若干，按出的多少排序，出的最多的人先吹，吹翻的归自己，吹不翻的留给下家，依次类推。实际上，这是个技术活，最初，我的口技较好，赢多输少，平时，早上只能吃一个饼子，那一段时间，我早上都是两个葱花饼。那时一个饼子一毛八。一般来说，一局赢个几分或一两毛，输输赢赢，下来，能赚个把饼子。因为我们往往在自习课上凑在一起吹。老师一来，迅速转身，装模作做样地拿起书本，班主任王老师对班里吹钱的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说我是吹坛老手，李四是吹坛新秀。后来，随着这项活动的普及，我的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新人，有的人竟然一口能吹翻一块多钱的分币。所以，我就知趣地退出了江湖，因为输一元钱，就意味着一周的早点钱就没了，我输不起。
高二时，我的姑妈进城了，她和姑父执意要让我到他们家吃饭，从此，我的伙食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肚皮就是从那时开始吃圆的。我两度高考落榜，复读时一直食宿在他们家，我一直很感念。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报答他们的情意。
上大学时，学生食堂的伙食不错，因为我们是师范生，每月有津贴，第一年每月37元，基本够吃了，我们班的黑蛋最节约，他还能省十块八块，回家时还给弟弟妹妹买点糕点或文具。后来，津贴涨了，但物价也涨了，还是不够，有的同学在宿舍里用酒精炉和煤油炉自己做着吃。我没时间。每天有一道菜是猪头肉，师傅面前摆一个两猪头，你吃几两他给称几两切好，那个厨师一见我便笑着说：尖嘴猴腮的，还不吃猪头肉？我说：好，来二两吧！其实，我是从不委屈自己一度饥饿的肚皮。
如今，全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一切为了肚皮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们在不同场合的同学联欢会上，面对满桌的菜肴时常感慨，当年要是常能有这样一顿牙祭，那是一副什么情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