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到那香味，我就知道，爸爸要下班了。

 　 “醋溜冬瓜”是爸爸最爱吃的，清清淡淡的冬瓜汤，浮着一片花椒油，据说有消暑的功用，一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淡黄色花椒油，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图案。

　　还有那黑色的花椒，不小心被咬到时的辣辣的味道。

　　从父亲在我九岁那年过世，不知为什么，母亲就再也不做“醋溜冬瓜”。只是，每到夏天的傍晚，我总想起那道菜，想了三十多年，有一天，我忍不住地问她：“做一碗醋溜冬瓜好不好？”

　　八十七岁的老母一怔：什么醋溜冬瓜？

　　“就是以前爸爸活着的时候，常做的那种汤啊！”

　　“那有什么好吃？”她把脸转过去，“早忘了！”

　　多年前，住在湾边的时候，屋后是树林，林间有一条小径。一对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

　　“别往树林里扔东西，小心打到老人家！”我总是叮嘱儿子，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往里面掷石子。

　　“现在不会打到！”儿子照扔不误，还不服气地说，“谁不知道，他们五点才出来！”

　　秋天的黄昏看起来特别美，尤其是下雨的日子，树干都湿透了，成为黑黑的 一根根；黄叶淋了雨，就愈黄得发艳了。两位老人家缓缓走过，一双伛偻的身躯，两团银白的头发，还有那把花伞，给我一种好特殊的感动。

　　有一天，半夜听到救护车响，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

　　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呼朋唤友地开派对。

　　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

　　有一天，我问她：“好久不见到后面散步了！”

　　“散步？”她摇摇头，“没意思！”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她能画十张。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

　　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

　　许多学生见到都问：

　　“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

　　“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心脏病死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

　　只是，夹子打开，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

　　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不能说话，她只好默默地整理帐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的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可以看看。”

　　她居然接过书，就开始读。

　　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 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你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多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折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溜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

　　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