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社会里的依法维权人士及其所作所为，其客观后果，是在维护中国社会和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则是在挖掘这种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根基。认识到这一点，意义极其重大。]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管是在官方正史、民间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和戏剧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清官好，贪官坏。
这个观念，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官方的或民间的话语系统中，也不会有什么大不同，老百姓期盼清官、痛恨贪官，政府最高层也是一样，尽管在谁是贪官、谁是清官的识别上有差异，在衡量某一具体官员是清官还是贪官的标准上可能不同，但在基本观念上不会有大差别。
我想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或者记得起，就在四十多年前，中国的官方宣传和理论界，曾经提出和大力论证过一个惊天动地、彻底颠覆历史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即1949年以前的所有时代，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可恶、更须揭露和批判。
这个观点应该是从1965年开始推出的，真正得到猛烈宣传的，是在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个彻底颠覆历史的提法是怎么论证的呢？基本道理如下：贪官坏，是因为他们鱼肉、欺压老百姓，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多苦难。这固然可恶，但是，清官却比他们坏得多，因为在黑暗的旧社会，如果官员不贪污，让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于是，清官的清廉，反而有助于剥削阶级政权的稳固——劳动人民不那么仇恨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麻痹了劳动人民的觉悟，大大延长了旧社会制度，所以清官比贪官更坏。相比之下，贪官的贪婪豪取，更能激起劳动人民的仇恨，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推翻旧政权。
我手边保存的从中国内地小城地摊上买的旧书里，就有一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小册子中，收罗了几篇当时重要官方媒体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批判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文革初，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位子上被毛泽东严厉批评，不久含冤自杀）。此文在批判《燕山夜话》时，专门举了几个例子，包括邓拓推崇的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如海瑞、米万钟。这场标示着“文革”起点的大批判，是直接在毛泽东、江青、康生的领导下发动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今天看起来怪异的逻辑后面，隐藏的不是普通的智慧。它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极端主义的顶级智慧，或革命极端主义的最高智慧。毛泽东晚年把当年列宁已经发展的极端主义，又推进了一大步。
过去列宁与第二国际论战时，批判所有的黄色工会。所谓黄色工会，是指那种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供更多福利、改善工人经济待遇的组织。列宁为什么说黄色工会很坏？道理就是这样的工会使得工人生活变得较好，待遇好转的工人就不会起来革命，以暴力推翻政府，列宁的激进革命党就没有了大批的追随者。所以，列宁把黄色工会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时代鼓吹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是把列宁主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在革命极端主义的路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它后面的智慧就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希望现存政府的官员们所做的坏事越多越好、越绝越好。任何通过改良的办法，即比较缓和的方式来使现存体制少做坏事、多做好事，都是错误的。但凡社会的状况逐渐进步，就会损害极端主义者以翻天覆地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