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 1946-1948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
192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史杂志顾问。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论著：《宁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
1946年到1948年，正当解放战争的火焰燃遍了祖国大地的时候，我考上了北大。从先修班到大二，足足度过了两年时光。
两年时光不比一张纸厚，也不过在历史的浓云中撑开一条小缝隙。可就在这两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我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推动下，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的青年。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进入了一生的拐点。
一、在游行罢课的缝隙中读书
1946年12月初，北大先修班开学。地点在原北洋政府的国会众议院会所——宣武门内的国会街四院。1928年以后，这里是国立北平大学的法学院。日伪时期，是伪新民会培训干部的新民学院。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回到北京，接收过来。北大除沙滩红楼的一院(文法学院)、松公府的二院(理学院)、北河沿的三院(宿舍)外，国会街的楼舍称为四院；顺国会街往西还有一个第五院，原北洋国会参议院旧址，是北大印刷厂和教师宿舍。解放以后，北大四院成了新华社址。老的国会会场和图书馆，教室楼的工字楼，宿舍的口字楼，会场东边的两座以“仁义礼智”四字为号的二层男生宿舍，以及学生饭厅，虽经过了装修改建，过去的格局还保留着。
图书馆是单独一栋房子，阅览室有一二百平方米，从房顶上两侧采光，是西方建筑的所谓伯西利卡式。里面摆了几排较宽大的阅览桌，桌面中间隆起以便搁书，还有绿色的台灯。藏书大约有几万册，大多盖有北平大学的图章。检索目录和借书都很方便。这在久处抗战后方的我们看起来已经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
一个初雪后的晴天，我们三个高中的同学搬进了仁字楼十一号宿舍，一室六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工字楼二楼宽敞的教室里坐了四百多名先修班的新同学。冬天的阳光从大玻璃窗边懒洋洋地洒下来，可是时局却不能让人安下心来读书、听课。国民党挑起内战，很多地方都成了战场。12月24日夜，美军水兵强暴了一位北大女生。这位女生就是我们先修班的同学沈崇。12月26日，消息传来，一时群怨沸腾，义愤填膺，由沙滩的高班同学发起组织了抗暴大游行。我们那时刚从内地到北平来上大学，受国民党的宣传的影响，但从这一事件也感到美国水兵太凶暴，而且他们插手中国的事，干了坏事又不认帐，不讲理。而蒋介石也在胜利后的接收中贪污腐化、昏聩凶残，大失人心。这时我对蒋介石开始失望。如此局面，要实现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又得等到何时呢?不久学生复课，一位同学指着教室右后侧的一张空课桌说，那就是沈崇坐的地方!我心中不禁黯然。
从此以后，我成了当时国统区历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各种活动的追随者。每有游行罢课，必定签名参加。如1946年12月的抗暴游行，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1948年4月9日搭救北师大被特务抓走的学生，6月份的反美扶日游行，控诉7月5日屠杀游行的东北学生等。在游行罢课的缝隙中，学校内的活动，像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勤工俭学，与反动学生斗争，歌咏、话剧演出、进行社团活动，我也都参加。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原来有一个小小的社团，叫文拓社，这时也扩大了队伍，恢复了活动。主要是出壁报“文拓”，还有请教授讲演，办唱片音乐欣赏会，颇为热闹。这期间也有一些读书活动，那时每晚读书做笔记，熬夜到一二点钟才睡，时不时要做个报告，轮流讲讲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得我曾作过一个报告，题目是《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正好在旧书店买到一部伍建光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反复看了多次，再加上看了传记作家斯特拉彻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路德维奇的《俾斯麦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心有所感，准备了一段时间就开讲了。至于讲了什么，现在已经全然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