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世纪初开，新风若炽，跪拜礼久已不兴，除了求婚时偶尔一用外，似乎极少再用到。但近代有两次跪却是让人不能忘怀的。一次是黄侃拜刘师培为师，行三跪九叩大礼；另一次就是“中国大学之父”张百熙的那一跪了。
张百熙认为“求人才之故而本之教育”，封建科举制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1902年1月10日，他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重建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在经历“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的侵占后，已几乎看不出当初的风采。为了办好大学堂，张百熙锐意兴学，不遗余力为学校招揽优秀人才。他提出“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选用“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明练安详，学有根底”的人为大学堂教师。对于举足重轻的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必得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
张百熙在考察了当时国内各类人才后，决定举荐桐城派领袖、著名散文学家吴汝纶。张百熙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吴汝纶确实才气高，不看别的，就看他的弟子严复、林纾，“并世译才数严林”，两人以古文译西方名著，对近代文风影响甚大。自古名师出高徒，尽管后来胡适等新派皆看不起“桐城谬种”，但胡适也得承认吴汝纶的影响力和才识是不低的。
但张百熙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一心想请吴汝纶出山，吴汝纶却没有丝毫想出山的念头，三番五次均以学浅年迈为由坚持不就。
看得言语是说服不了了，张百熙来了比刘备三顾茅庐更绝的一招——为国求贤长跪不起。张百熙身穿朝服拜倒在吴汝纶面前恳切地说：“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能有几个官员有如此诚心跪在一介文士面前？除了“爱才如命”，还有别的理由吗？吴汝纶被张百熙的举动感动了，多日准备的谢绝词变为慨然允诺。
著名学者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严复、蔡元培等，也在不久后均被张百熙聘用，先后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先驱。
张百熙对人才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招聘教授一事上，同时还体现在教育学生方面。张百熙不是个思想守旧的人，虽身为朝廷命官，但从不因循守旧，人云亦云。
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掠夺中国北方领土以及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政府的不作为，京师大学堂学生要求政府“力拒俄约，保全大局，展布新政，以图自强”，发起了拒俄运动。随后，各地也纷纷发动拒俄运动。拒俄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的开端，有着深远影响。
拒俄运动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和敌视以及镇压。1903年5月，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指责上海张园会议与会诸人“议论狂悖”，密电拿办。同月，再次指责爱国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1903年6月，《苏报》刊出《严拿留学生密谕》。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参加拒俄运动甚是恼怒，清政府认为这是和朝廷分庭抗礼，是大逆不道，要求张百熙严加管束学生。
京师大学堂政务处也认为学生上书言国事是“风气浮嚣”，“当设法禁止，以免蹈各国民权之弊”，决定执行朝廷的旨意，严加盘查学生的来往信件，并对参与拒俄运动诸学生及各斋长、班长均减去当月月考成绩20分等处置。然而此时，张百熙对参加拒俄运动学生的态度却很出人意料。
张百熙在学生给自己上书的信函中批示道：“该生等忠愤迫切，自与虚骄嚣张，妄思干预者有别。至于指陈利害，洞若观火，具征觇国之识，迥非无病之呻。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不仅肯定和赞扬了学生的行为，张百熙甚至还批示：“嗣后诸生研究国闻，确有见地，可随时著为论说，呈候本大臣批答，藉可考见学识，示以准绳，不必聚论纷绣，授人指摘！”
张百熙完全忘记了慈禧太后“严加管束”的旨意。他没召集学生训话，只是劝告学生关心国事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张百熙在尽自己的力量保护思想进步的学生。为保护学生，当年底，张百熙将其中功课优异者送往国外深造，这是中国第一次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后来有些成为了政治家和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