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持续升温，他的“湘西世界”因此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然而，研究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精神世界的其他方面，造成了沈从文不适当地被特征化、单一化。实际上，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原有的构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也试图超越湘西之“梦”，开拓另外一个世界。本文通过《长河》与其杂文的互读，展现沈从文对现实世界的正面介入与最终的失败，以此进入他不同于“湘西”的另一个世界，并进而对目前沈从文研究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提出质疑。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和内涵的作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时期以来在大多读者甚至包括部分研究者心目中，他的价值就在于书写了以《边城》为代表的神秘优美的“边地桃源”，建筑了“供奉人性的小庙”，以此形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与革命主题的有力补充。这样的解读是有偏颇的。其实，沈从文与中国大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内心深处葆有对社会道义、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参与重建的热切愿望。沈从文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回忆性的湘西传奇中就已有所展露。到了3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也正是沈从文趋于艺术巅峰之际。在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命运与个人生活际遇的转折交汇处，沈从文的创作也开始发生了转向：他的“边地桃源”的湘西世界书写在长篇小说《长河》的华美绝唱中徐徐落幕；与此同时，杂文开始成为张显他积极参与社会的一种新的写作文体。可惜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特别是这些杂文却很少进入研究视野，因此也造成了我们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不应有的误读。
本文试以《长河》与此时的一系列杂文之间的互读来探讨沈从文不同于“湘西”的另一个世界，剖析他在社会转折和民族危机时刻对社会现实的介入、选择乃至失败，从而呈现其丰富、复杂、立体的精神世界。而当我们一俟进入沈从文被遮蔽了的另一个世界时，目前沈从文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一 《长河》：对现实的突进与挫败
沈从文曾强调小说应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社会现象，便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活动。”“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这里所谓的“人事”与“梦”，既是他对小说的要求，也是他理解文学的两个基本角度。它说明沈从文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个单纯的“梦”的歌者，他同样也看重现实的“人事”的因素。以此标准来衡量，创作时间横跨1938—1945年却未最终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则可看作是沈从文创作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河》之前，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写“梦”的作家，他试图通过美仑美奂的湘西描写，“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肿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沈从文这一想法虽然美好，也似乎充满希望，却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湘西世界”自身的封闭、愚昧，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有效的交流，也因此无法切实地对外部世界进行干预而处于某种尴尬。那些带着“湘西”气质禀赋的英雄们，一旦走入现代社会，就会丧失神力，不仅无法成为现代人的示范，相反还会陷入困境之中。《虎雏》中的小主人公就是如此，当他用湘西法则去解决城市问题时，只能仓惶离去。文本实践的这种不和谐证明，沈从文虽沉醉于他的美“梦”，却也时常被复杂的现实“人事”从“梦”中惊醒。他笔下宁静谐适的“湘西世界”，实际上也潜伏着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特别是当他重返故乡，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人事”有了真切的感受和认识之后，“梦”与“人事”的裂缝进一步扩展。早在《〈边城〉题词》中他就曾声明：“将会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有的相持，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这部作品就是《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