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蒙给自己对号入座是“写小说的”，但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标签和介绍不出窠臼地仍然是“前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王蒙毕竟与普通作家有所不同，他还有秘书随行。 灰白的头发，略显沙哑的嗓音，他自己也提醒“我已经74岁了”。 从东莞他下榻的酒店的大厅里我们坐的位置看过去，逛完市容回到酒店的王蒙，正端步穿过大厅，颈项和上半身略朝后挺着，器宇轩昂却又步履略为迟缓。 王蒙从部长位置下台后，几度被热骂，从“坚硬的稀粥”，到“躲避崇高”，到“推荐剽窃的80后作家入作协”……他19岁写《青春万岁》，是不是从80后作家身上看到某种自己当年少年成长的影子呢。面对“八面来封”，他自比关汉卿的“铜豌豆基因”：“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王蒙经历不可谓不多“拐点”：“他当了八年共青团干部。他当了二十年右派与摘帽右派。他当了一年生产大队副队长。他当了十年中央委员。他当了三年半部长……”他自己的快板式数点，乍听起来，有点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的排比句式。 王蒙自称“九命七羊”，这正是他在花城出版社新出的自传第三部的书名。他自我解释：“猫有九条命，狗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九条命就是九个世界，东方不亮西方亮，堵了南方有北方。七羊，就是吉祥”。总之，“王蒙永远不会吃瘪”。 书的责任编辑田瑛先生说，王蒙三部自传的版权是花城出版社2005年花了200万预付稿费“中标”的，当时王买一栋500万元的别墅缺口200万元。 被王蒙称为“很小儿科的爱好”的语言，也是王的“九命”之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英语、俄语、日语，到伊朗访问讲了7分钟波斯语。 王蒙的写作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有人说他最好的作品是《青春万岁》，有人说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人说是写新疆《在伊犁》系列，有人说是意识流小说如《夜的眼》等，还有的说是《活动变人形》。 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认为，写于1988年6月的小说《十字架上》是王蒙最好的小说。高利克惊异于王蒙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理解。“这是第二次令我心动，第一次是小说发表不久，我收到香港基督教一个机构的来信，要求授权翻译此篇作品。”王说。“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对王蒙自己来说，他乐观，是“被逼得乐观”，“被迫乐观”。 王蒙这次来为东莞市的“华语之颠——文化周末大讲坛”做开坛之讲，结合自身政治经验，讲解“《红楼梦》中的政治”，如同说书。最后，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戛然而止：“探春打了王善宝家的一个嘴巴，那个嘴巴清脆的响声，余音绕梁，响彻了三百年！——”然后，身体往后稍微一靠，享受着听众哗哗的掌声。他自称这种演讲是“锻炼肺活量的有氧运动”。 人们说他聪明甚至“过于聪明”，他自我辩护是“二杆子脾气”：“有很多冒傻气的东西我都写到了”，“也有各种惭愧”。他在第一部自传《半生多事》中透露他父亲日记中的隐私：“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他遂把父亲当作反面教材：“一辈子不做父亲那样的人，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 5月30日上午，演讲前，王蒙在他下榻的房间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王蒙夫人“芳”（崔瑞芳、芳蕤）在旁。“芳”随同王蒙在新疆呆了19年，夫唱妇随，作家张贤亮说，“王蒙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了，所以他不需要有绯闻”。 王蒙招呼记者：“要喝水那边有开水，你们自己倒。” 文学把自己提升到弥赛亚的位置是一种悲哀南方周末：王蒙先生，你作为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新疆那样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一二十年，同时你的小说《十字架上》又解读《圣经》。我就在想，这三者之间，你找到什么样的共同点、公约数？ 王蒙：我觉得从人们的社会理想，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愿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年轻时候自己经历了，也参与了——虽然是在自己非常年少的时候——这样一个人民大革命，而且相信这样一个人民大革命能够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人带来新生——确实也带来了——我想这在当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生活的事情，完全是实际生活的一种表现。 在新疆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也更多是和民族问题放在一块的，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它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这些民族都是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徒，我受到他们感染的更多是他们生活比较简朴，注意卫生。伊斯兰教确实有一种——张承志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清洁的精神》，咱们管伊斯兰教叫清真古教，“清真”在阿拉伯语的经文里头实际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清洁，做人要做到干干净净；而伊斯兰教最反对的是邪恶、肮脏。把清洁当作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