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换言之，在我的生命中，我一直都穿梭在混乱、麻烦、快速运转、嘈杂喧闹的世界中，我被生活的旋涡时而扔到这里，时而甩向那里，试图寻找开端、中途和结尾。在我看来，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法国诗人马拉美说得好：“世上一切存在都是为了被写进书中。”毫无疑问，小说最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想象就是把意义揭示给他人的能力，它是人性最大的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人性最本真的表达，就是在小说之中。
讲演者小传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年6月生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早期作品有《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寂静的房子》，创作于1985年的《白色城堡》是其成名作，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1990年出版的《黑书》获法兰西文化奖；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于2003年获得欧洲三大文学奖，即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确立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2002年出版的《雪》以思想的深度著称，是其本人最钟爱的作品；2005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作家之一。
一、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我为了写小说而实地调查
我的小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最后15年时光。卡是土耳其人，与卡夫卡并无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文学上的。卡的真名是Kerim Alakusoglu,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喜欢这个名字的缩写。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他第一次去了法兰克福。他并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诗人，其一生是诗歌的一生。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了进去。
由于不想在描写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时犯下太多错误，2000年我造访了法兰克福。当地土耳其人非常热情慷慨，带我参观了我的主人公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光期间所生活过的地方。为了更好地想象卡每日清晨如何从他的家走到他度过大量时光的市立图书馆，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顺着大街，路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及土耳其烤肉店。我们还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他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有两天时间，我们徘徊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贫民窟，参观清真寺、饭店、社区协会还有咖啡馆。《雪》是我的第七部小说，我仍然记得当初所做的那些不必要的冗长笔记，仿佛自己是一个初学者，我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并且问自己：80年代电车真的会穿过这个角落吗？事实上，每写一部小说前，我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会造访那些地方，阅读大量书籍。尽管实际上最后90%的研究结果并不会进入我的小说，我仍然会进行这样的研究。
我在卡尔斯也做了同样的事。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座小城，我许多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由于对卡尔斯知之甚少，在把它作为小说背景前，我多次去了那里。当我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地探查这个城市时，我碰到了许多人，交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土耳其最边远、最被遗忘的城市，我与那些失了业的人们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度过，甚至没有再找工作的希望；我跟大学预科生、穿便衣和制服的警察聊天，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我到哪里；我还跟报纸出版人聊天，他们报纸的发行量从未超过250份。
二、想象赋予我们以解放的力量
我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要讲述我是如何创作《雪》的，借用这个故事，我想谈谈我所认为的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日益清晰，那就是回响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的问题，我们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当然，我的问题并非所有小说家的问题。通过想象人物处在我们通过经验所熟知、在乎并能认出的环境中，小说当然能够提高人类的理解力。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那些能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我们对那个人物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希望他能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所以，我们讲述那些仿佛是我们自己的母亲、父亲、房子以及街道的故事，将这些故事放在我们亲眼见过的城市，放在我们最熟悉的国家。小说艺术的奇妙规则，能使每个人在作者创作出来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中，感受他们自己的家族、家庭和城市。人们常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自传性非常强的小说。但当我十七岁第一次拿起那本书，我并没有把他读作托尔斯泰对自己家族和婚姻的描写，当时我对他还了解甚少；相反，我把它读作我自己很容易认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家庭问题。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展现出来。
是的，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式，它使技巧高明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这一伟大而迷人的艺术，近四百年来带给那么多读者以狂喜，给了那么多作者以灵感；但这只是小说艺术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面则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这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来书写。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开始试验那条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界限，同时也改变着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他人变成了“我们”，我们则变成了“他人”。一部小说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业绩。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别人的生命来描写，同时也就为我们提供了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书写的机会。
希望进入别人生命的小说家，并不见得都要像我为写作《雪》所做的那样，亲临他们的街道、他们的城市。希望将自己置于他人的环境，并认同他们的痛苦和麻烦的小说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依赖他们自己的想象。请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倘若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会怎么样呢？在每一部伟大的小说后面都有这样一个作家，他最大的喜悦来自进入别人的样式并赋予它生命——他最强烈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冲动，就是试验他的身份认同的限度。如果一天清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变形为一只蟑螂，我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研究昆虫；如果我要猜想房间的每个人都感到恶心，猜想他们甚至恐惧地望着我飞檐走壁，想象甚至连我自己的父母亲都向我砸苹果，我就仍然需要寻找成为卡夫卡的方式。在我试图把自己想象为别人之前，我或许需要做些调查。我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那个我们强迫自己想象的“他人”究竟是谁？
这个与我们毫不相像的生物，使我们想起自己最原始的憎恶、恐惧和焦虑。我们非常清楚，正是这些情感点燃了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写作的力量。因此，关注自己艺术规律的小说家将会看到，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他带来益处。他也会明白，思考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对立面的“他者”，将能够把自己从自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自己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便能将自己释放。
所以，笛福在他的伟大小说中不仅创造了鲁滨逊·克鲁索，还创造了他的奴隶星期五。同样，《堂吉诃德》不仅有生活在书本世界的骑士，还有他的仆人桑丘·潘萨。我非常喜欢《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我把他看作一个已婚的幸福男人对一个破坏了自己不幸婚姻的人以及他的女人的想象。在所有寓言小说中，《莫比·迪克》是最伟大的一部，麦尔维尔在其中探索了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恐惧——特别是对异质文化的恐惧，他所使用的中介是白鲸。对于通过书本了解世界的人来说，当我们想到美国南方时，便无法不想到福克纳小说中所描写的黑人。如果那些黑人的形象不可靠的话，他的作品就不会流传至今。一个希望为所有德国人写作的德国小说家，如果他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土耳其人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不安，他的作品就是有欠缺的。同样，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他不能想象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如果他忽视了他的国家里那些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点，在我看来，他的创作也是浅薄的。
三、东方-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
与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小说家可以没有原因地对政治产生年轻气盛般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他的动机就是无关紧要的。今天，我们并没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伟大的政治小说，按照作者的最初愿望——对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论辩——来加以阅读，相反，我们把它看作是对当时俄国现实的反映，认为它揭示了紧锁在斯拉夫人灵魂深处的伟大秘密。这样的秘密只有小说才能探索。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阅读报纸、杂志，或者观看电视来掌握如此深刻的事情。要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分享那些令我们不安的独特生命——我们为他们的深度而恐怖，被他们的简单所震动，我们只能通过对伟大的小说进行细致耐心的阅读，才能获取这样的真理。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开始对读者低语，向他们讲述根植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因骄傲和失败而生、带有羞耻和愤怒的秘密，这时，那些秘密也会同样照亮读者自身历史中的阴影。那个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者，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就有多么轻视，他不能将自己看成西方人，却又对西方的文明感到眩目，他感到自己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在此，我们面临着有关东方-西方的问题。记者们都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我看到它在部分西方媒体中的含义时，我认为还是不谈这一问题为妙，因为许多时候，西方媒体都有一个假设，即东方贫穷国家应该顺从西方和美国所建议的一切。当然，东方-西方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但它不只是由西方发明并强加给人们的一个恶意公式。东方-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感到自己正被日益活跃的西方所笼罩，不断被欧洲军队所击败，看到自己的势力逐渐衰退，这时，出现了一群自称“青年土耳其党”的人。这些人同后来追随他们的精英一道，面对西方的优势感到眩目，因此就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西化改革，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这一逻辑的基础，就是认为土耳其的虚弱和贫穷源于它的传统，源于它古老的文化，以及它社会化组织宗教的方式。
我来自中产阶级、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家庭，必须承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自己有时也会屈从这样的信念，但这种信念是狭隘的、甚至是头脑简单的。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和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及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是本土主义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当然能够在“青年土耳其党”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西化主义者身上看到这样的倾向。然而，作为向西方看齐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毫无价值。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耻辱。
我看到耻辱反映在对我的小说的接受中，以及对我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认知上。在土耳其，当我们讨论东方-西方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我们谈论我们国家与欧洲之间含糊其辞的关系，耻辱总会悄悄潜入。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时，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会显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以及挫败感。我来自一个正在试图敲门加入欧洲的国家，我太清楚那些虚弱的情感常常会轻易地燃烧成为无法抑制的火焰。我今天努力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耻辱看做低语的秘密，就像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倾听到的那样。正是在分享秘密的耻辱之中，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解放。这就是小说艺术所教导我们的。
小说家游戏掌控社会的规则，挖掘表面以下隐藏的布局，像好奇的孩子那样探索秘密的世界，被无法理解的情感所推动，他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家庭、朋友、同僚及同胞带来不安。但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开始理解那些掌管我们生活世界的理念；正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正是小说的艺术使得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四、小说家的想象，赋予日常生活以特殊性、魔力和精神
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我们都了解走在通向他人世界之路上的兴奋感，我们全心全意地沉浸在那个世界，并希望改变它。我们知道，我们所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他带领我们进入的实际世界。小说既不是全然虚构的，也不是全然真实的。阅读小说，既是与作者的想象相遇，也是与我们通常仅以烦躁的好奇划过其表象的真实世界的相遇。当我们安静地呆在角落里，静卧于床，平躺在沙发上，手拿一本小说进行阅读时，我们的想象就在小说的世界和我们仍然生活的现实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我们手中的小说，可能会将我们带到我们从未到访过、从未看到过、也从来不知晓的世界里去。或者，它会把我们带到人物内心的隐密深处，这些人物看起来与我们所熟知的人是如此地相像。
我提醒大家注意每一种可能性。有时候，我试图设想，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读者隐藏在某个角落里，拿着小说蜷缩在扶椅上；我试图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地图。然后，在我眼前，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读者就会出现，他们出现在城市街道的远近各处。阅读小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作者的梦想，想象着作者所描写的人物，观看着作者所生活的世界。这些读者同作者一样，也在试图想象“他人”，他们也开始把自己放入彼此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心中的屈辱、怜悯、忍耐、同情以及激动，因为伟大的文学并不对我们的判断力说话，而是对我们把自己放入“他人”境地的能力说话。
我能够想象，这些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境地，在他们的世界，一条街道紧接着另一条街道，一个街区紧接着另一个街区，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思考一个社会、一群人、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部落和国家，人们通过阅读小说进行着他们最深刻的思考；通过阅读小说，他们得以探讨自己究竟是谁。就算我们拿起一本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放松，只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枯燥，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回想起我们所从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正因此，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一个民族的愤怒、脆弱和耻辱。
在我成长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阅读小说。我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