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绝对小孩”：
是儿子医好了我
1991年，朱德庸和冯曼伦的生活中多了个“第三者”，这就是他们的儿子动动，学名朱重威的“绝对小孩”。
冯曼伦生下动动时，朱德庸躲在房里，3天没出门。大度的冯曼伦叹息道：“你那么讨厌小孩，还是我自己来养吧。”
只有朱德庸自己知道，他不是讨厌，而是害怕小孩，害怕从儿子身上看到当年那个悲惨的自己。
童年的朱德庸，极端自闭自卑。因不适应填鸭式的教学，他的成绩是班里最差的，他被各个学校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每年假期结束，要开学了，别的孩子欢天喜地去学校，只有朱德庸要哭上好几天，“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正因如此，在朱德庸的画笔下，只有两种题材他从来不碰，一种是小动物，因为他太爱；一种是小孩，因为他太怕。
动动上学了。他身上集中了妈妈的优秀品质，学习优秀，开朗大方，遇见困难积极面对。“他的学校生活特别开心。我不太愉快的童年经历被他的快乐抹去了，儿子是我的心理医生，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1997年，朱德庸领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在古老的四合院里玩打雪仗。他看着雪地上开心的动动，忽然想画关于孩子的漫画了。这就是2007年的《绝对小孩》。“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只有小孩是绝对的。”
在冯曼伦的眼里，丈夫漫画中的6个小孩，加上动动和朱德庸，正好是8个“绝对小孩”。
人人都有病：
我们把自己的快乐弄丢了
在朱德庸的眼里，妻子是个特别智慧的女人。朱德庸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本来，我是非常自卑的。直到太太跟我说，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也有这个问题，美国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也有这个问题，我心理才稍稍平衡。”
1997年前后，是朱德庸事业的高峰期。他的６本《双响炮》系列作品，在台湾卖了100万册，他在杂志开的专栏也有十几家。“我每天早晨6点半起来，7点半坐到书桌前，那时就感觉好像胸膛开了一个口子，里边的东西一股脑儿就出来了。每天工作到中午12点左右我就筋疲力尽了。”朱德庸审视自己，觉得自己在工作里迷失了，画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他得不到快乐。
朱德庸和妻子把出版停了下来，专栏减到两家，带着孩子出国玩。那五六年，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他觉得旅行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你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当地人的价值观，对生活的感受，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你才知道，你其实是局限在一个多么小的空间里。在台湾，工作第一，所有人追求的都是工作上的成功，但是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工作和成功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