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享誉世界的外交家。他用儒雅的气质、机智的谈吐、出众的智慧为新中国赢得了许多外国朋友。他在会见外国代表时，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周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周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