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体现在攻破天京后纵兵掠劫和处死李秀成这两件事上。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你看，曾国藩说得多好!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在前一个奏折中，曾国藩抛出了陈玉成、石达开没有解送京师的例子，这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陈玉成和石达开被俘是在战争期间，情况紧急，不可能在战乱的情况下解送京师，而李秀成被俘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形势大不一样了，完全有解送京师的条件。至于曾国藩害怕李秀成中途“不食而死”，更是无稽之谈。李秀成在被俘后，连日写了数万言的供词，并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条建议，明明白白表示，只要曾氏兄弟留他活命，他就招引部下全部投降，为朝廷效力。如果办成这件事后再变了心，那么，朝廷就把我处死；办不成，朝廷就杀了我。可见，李秀成求生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决不可能在中途“不食而死”。曾国藩的这条理由，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又比如，他奏报说幼天王已死，而真实的情况是幼天王已由李秀成保护逃出了城外。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所有这些问题，只要李秀成有一条被证实，曾国藩就会由所谓的“中兴功臣”而沦为阶下囚。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应该立即发文，挨站查办。曾国藩就是这样，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别人。试想，对于皇帝的谕旨，哪个驿站敢延误投递日期?朝廷对于曾国藩的谎话自然是清楚的，因为这样的谎话太有点小儿科了。但是，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