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是个典型的伪君子。
曾国藩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时常把“仁义礼智信”和“诚”挂在嘴边上。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孔子的观点，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是礼的归宿；如果人不仁，那么礼又为何呢?仁，就是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复于礼，合于礼。
曾国藩根据孔子“仁者，爱人”的训条，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他在《劝诫州县》中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
曾国藩又在《劝诫营官》中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没有区别了。”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在咸丰八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他在建昌前线作了《爱民歌》，给湘军规定了许多不准扰民害民的事。咸丰十一年，他又在安徽大营中作《解散歌》，正确地规定了对待太平军俘虏的“八不杀”政策。
可见，“仁”是曾国藩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的确是开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曾国藩在他一生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却总是以两副面孔交替出现。一时候，他“备陈民问疾苦”，满纸仁义道德，到处示恩示德，一腔爱民热血；另一时候呢，他又磨牙吮血，狰狞狠毒，执刑唯恐不严，杀人唯恐不多。他认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实行礼治的两个相反而相成的方面。他说：“除莠去草，所以爱苗；打蛇杀虎，所以爱人；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曾国藩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有时候，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行为，就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为自己开脱。他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几乎留心田以赡养子孙”。他似乎有一种“良心”被发现，在杀人屠城时要存一点“爱民之念”，于冥冥之中生怕子孙后代得到报应，所以要“留心田以饭子孙”。这种矛盾心态，使曾国藩极易接受孑L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思想。
但是，实际的情况又是什么呢?从长达十二年的镇压太平天国，到攻剿捻军，到滥杀天津的无辜，都说明了曾国藩是以刑杀为主的，“德政”倒是表现得很少。虽然他在京做官时有过“平银价、清冤狱”等主张，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有过“重农事”、“禁扰民”等劝诫，但前者因他当时不是有实权的官员而无法实施，后者则因为战事频繁，“常常顾不上”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表现，都是他嘴边上说说罢了。晚年，他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虽然有过赈救灾民、清理狱讼等举措，但也不过是别有用心而收效甚微。有人把他在攻陷安庆、金陵后恢复县学府学，赶修江南贡院等算作他的“德政”，其实呢，曾国藩本人说得很清楚，他只不过是想要获得扶持名教的美誉，争取江南士子的拥护罢了。也就是说，他的一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副狰狞无比的刽子手面目，而丝毫没有留下任何仁爱慈善的形象，这是不能怪任何人的，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了，因为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曾国藩的“仁”和“刑”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他强调要“分别良莠”，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奸民”两大类，认为“民可爱，奸民不可爱”。但是，他分别良莠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礼”。言行符合“礼”的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说得再白一点，遵循封建的道德标准，言行有利于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人，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他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讲其“仁”，而对劳苦大众，即他认为的所谓“莠民”或“奸民”是从来不讲“仁”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刑罚，是刀枪。他把刑罚和刀枪对准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参加者，对他们举起了白花花的大刀，结果是堆起了血淋淋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