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说：无论考试、工作，还是其他事，人可能都是这样：当别人认定你是第一，你便会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次反复与轮回过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终于蜕变，成为真正的第一。
曾子墨一直是第一，可她却觉得，总是第一的人生并不一定是完美的人生，她要的人生更加精彩。
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1992年，北京女孩曾子墨由人民大学进入美国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主修经济学。因为拿着全额奖学金，子墨学得很轻松。大三那年，子墨决定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找一份暑期工。
终于，在她执著的“骚扰”下，曾子墨竟然接到来自美林证券的电话，请她到纽约去面试。
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这一切都可想而知。曾子墨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做学生时，子墨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她便直奔布尔明岱尔百货公司。
布尔明岱尔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她爱不释手。试衣镜里的子墨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子墨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她这才意识到，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布尔明岱尔百货公司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她望而生畏。毕竟，子墨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她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一千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五百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子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她的困窘，努力做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子墨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她结账、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高级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子墨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她定制却又并不属于她的深蓝色套装，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她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子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不必牺牲自己的追求，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
1998年7月，曾子墨离开了美国这个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子墨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她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她知道，是时候了，该回家了!
从小，子墨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她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子墨似乎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她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着她。曾子墨就这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加入凤凰卫视。
作主持人并不像旁人眼里那么风光无限。子墨刚加入凤凰卫视时，资讯台刚刚开播，工作量大，人手却少，每个新来的主持人都忙得四脚朝天团团转，常常是早上7点上早班，下午2点刚下班，夜晚11点又要上夜班。
面对新人的唉声叹气，中文台的主持人总会予以善解人意的开导：“凤凰就是这样，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慢慢习惯就好了。”
曾子墨补充说：“你不知道，现在早就是女人直接当牲口用了。”
此后，她的这句话被老板在无数个场合无数次转述，而曾子墨也相信，命中注定，她和“牲口”有着不解之缘。
以一颗公正而悲悯的心感悟人性与道德
因为凤凰的工作，曾子墨得以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目睹人间百态。它让子墨明白了亲情和爱情，物质和精神，还有求学与工作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生活赐予她的一切是如此弥足珍贵。
2005年5月，曾子墨计划到某省“艾滋村”采访。在这之前，子墨内心深处也曾经对那看不见摸不到的艾滋病毒有过一丝惶恐。不是不相信科学，也不是不懂医学常识，或许是人之常情，她总会想，万一在村里手被划破了呢?万一和感染者有了血液接触呢?万一……
可采访前，与艾滋病人的提前接触，打消了她的顾虑，她轻松地自我介绍，和他们握手。
那个下午，子墨并没感觉到手的异样。回了家，她才想起应该洗洗手。
5月23日下午，子墨到了离艾滋村最近的那个城市。刚到酒店，大家就告诉她，在艾滋村采访极其困难。对那里的个别干部来说，记者简直就是比艾滋病可怕100倍的瘟疫。
为了安全起见，24日凌晨两点，曾子墨一行人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摸黑进村了。他们终于体会到了外来记者进入艾滋村的不易。无形中，仿佛是有一张精心编织的隔离网，把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艾滋病人挡在里面，也将关心他们的人们留在了外面。
按照事先的计划，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了采访。看着艾滋病人眼里那种近乎麻木的空洞，子墨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沉沉的。这是她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而命运，又是如此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