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理解，但父亲的头脑依然“理性”：“我这个人向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我心想你怎么说好走又不走呢。我就很认真地给他写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你越早迈出这一步越好。准备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只有出去以后才知道。我以后不再催你，你什么时候走你自己决定。’”陈宇带走了这封信。
2002年4月，陈宇走了。那天是姐姐送他上的火车，姐姐给他买了一个手机，但他坚决不肯让姐姐在南京给他入网，他说，入了网你们不就找得到我了。妈妈送到楼下，被他喝止：“你干吗！你回去！”他怕妈妈的眼泪。而爸爸，没有下楼。
找寻—“爸爸‘千里走单骑’为的是一个‘爱’字。”
2002年，陈宇初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清华大学招待所。母亲的清华老同学去火车站接的他，这是经母亲再三说服陈宇才接受的安排。那位老同学还借给陈宇一辆旧自行车。两三天后，陈宇打过一个告辞电话来，说他找到住的地方，走了。自此这个孤独倔强的孩子就从家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五年后，2007年的秋天，做父亲的陈鼎兴65岁了，刚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的他北上来找儿子陈宇，这段儿子当年离乡的旅途，他是骑自行车走过的。从南京到北京，9天，1200公里，生生成就了陈宇故事里唯一戏剧化的一笔—“千里走单骑”。陈鼎兴还写了一封信，他希望儿子有机会能看到：“古人‘千里走单骑’是为了一个‘义’字，爸爸‘千里走单骑’为的是一个‘爱’字。虽然，无法与你五年多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比，但我这一趟历程，同样需要自信和勇气。”
一个“爱”字，就这样，说出口好难。可是儿子听到的时候，他的青春都已经过完了。“我有太多事需要检讨、跟儿子道歉。可是能怎么办呢，除非能从头再做一次父子。”做父亲的这句话，比他那段独骑千里听来更让人感觉辛酸。
2007年并不是陈鼎兴第一次伴妻到北京找儿子。儿子走后的第一个春节，老两口就相扶着来过。“2003年那个春节我们是在北京过的。那时候北京刚下过雪，他爸爸走在街上还摔了。”这样的细节做母亲的都不肯多讲，因为“怕对儿子不好”。所有的艰辛和心情于是只能想象。母亲金逸芬严格来说是个行动不方便的人，她的左眼近乎失明，一直有泪流下来，是30年前研制治疗白血病的新药攻关时留下的伤残。在2003年冬天那样雪后的风里，当她从那些逼仄潮湿的地下室一次次失望地走出来，她的泪水会在脸上结成冰。
之后2004年、2005年，母亲一个人又来过北京。那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无人知晓，她手里打印得密密麻麻的那一页页海淀区所有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她手绘的一幅幅路线图，都是证据。曾经，因为她的陈宇是个酷爱听摇滚的孩子，快60岁的她去北京摇滚人聚居的树村，去三里屯所有的酒吧，去“无名高地”。她还几乎跑遍了中关村所有的电子大厦，不肯落下任何一个摊位，看到跟陈宇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给他们看儿子的照片……
几乎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关于寻找的所有努力，她都尝试过。
2007年11月7日，深秋的北京寒雾迷离，在六郎庄路口（那是陈宇的暂住证登记上显示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清早六点开始，陈鼎兴、金逸芬夫妇俩就站在那里，三个小时，徒劳地想在上班的人群中辨认出儿子的脸……
陈宇，你看到了吗？
这不是陈宇父母第一次进京寻子，但却是他们第一次下决心求助网络和媒体。曾经是万般不愿，怕违了儿子隐身人海的意愿，引他逆反更加远离，也害怕、更是不肯由此给儿子招致舆论的压力。只是而今所有的顾忌都只能流着泪违心放下，因为无奈—日日时光的催逼，越来越深重的让人惶惑的担心，还有，作为一对只是普通人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能想的办法、能做的努力实在是都已穷尽。
就想，“告诉陈宇，爸爸妈妈在找他……”
就想，那孤身在外五年多吃苦打拼的孩子知道，他的饥寒悲喜有人惦记有人疼惜。
“如果，实在不想开口讲话，发个信息来就好，让爸爸妈妈知道你还平安……”
陈宇，你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