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以后，也就是赵树理写完长篇小说《三里湾》以后，他的创作迟缓了，凝重了。他长期下乡，看不到当年期望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三里湾》之后，再不愿意违心地去写农民在集体经济中表现出的什么劳动热情。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作家，每次下乡回家，总是放下行李就先去党组汇报下乡的工作和创作情况。当然不会用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一时期他的真实感受，可以从他写给组织的汇报信中看出：
……结果“不可终日”的事(指下面提到的缺粮等)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高级社会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1956年给长治地委的信
到了1959年，农村经济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日益严峻，几近崩溃。赵树理当时在一个县里挂职任书记。在一次县委会上，他对一些干部欺上瞒下的做法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愤怒地说：“一百斤捏(胡编的意思)成一千斤，一千斤捏成一万斤，捏来捏去，干部提拔上去了。最后还是把社员捏翻了。最好县委对大家表个态，保证社员凑合吃饱肚子。敢不敢表这个态?我看是不敢的，眼看要饿死人了，有些人还是忙着捏啦，吹啦。实在可悲!可悲!”
这种情况在全国普遍蔓延，几经努力，他意识到已非一己之力所能挽回，便下决心给中央写了一封名为《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长达万言的信，信中详细阐述了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信的最后，赵树理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写信的时间、内容，和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书遥相呼应。而26年前，正是这位彭大将军的力荐并亲自为《小二黑结婚》题了词，赵树理和他的《小二黑结婚》才走出太行山为世人所知的。
不过，赵树理还是在这一时期写了两篇重要小说，一篇叫《套不住的手》，一篇叫《实干家潘永福》。前者写了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儿女为了保护他那双闲不住的手特地买了一双手套，结果还是被老农帮别人干活弄丢了。后者写了大跃进时期一位基层干部抵制浮夸风带领群众干实事的故事。都是意在提倡实干。
这一时期，他还干了一件与文学不沾边的事。为了用事实证实他的“我见”，赵树理向县里争取了一个生产队做试验，亲手管理，不许县里插手。他先整顿了队里的干部班子，起用肯实干巧干的干部；帮助队里制定了五年规划，修建了一座小水库和提水站，把村里三百亩河滩地全变成水浇地，又从北京农科院买了苹果树苗，从新疆引进细毛羊，使村里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每个劳动日能分红一块多钱，大大超过周围村子。
正是由于千百万赵树理这样的干部群众的抵制，三年后，这种歪风终于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老天爷好像成心不想让作家们过好日子。六十年代初，又讲开了“阶级斗争”。赵树理在基层既看不到什么阶级斗争，又苦于找不见上面要求大写特写的英雄人物，批判和歌颂都失去了目标。他所看到的就是身边那些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芸芸众生，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别人都忙着捕捉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的时候，他却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个“中间人物论”。此论一出，立刻遭到大报小报批判。客观讲，赵树理当时也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写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有什么不对，也想认认真真地检讨一下自己的“中间人物”。但一到实际生活中，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不由又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后，四清运动开始了。下乡期间，他总算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素材，自以为摸到时代的脉搏，写了个剧本，名曰《十里店》。其实，这个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典型的“反腐”素材，表现党内矛盾和斗争，结果是几易其稿，耗时三年，最后还是被上面“枪毙”了，这是1965年的事。以后，赵树理再也没有写过剧本，所以他说他的戏剧创作是“生于《万象楼》(赵树理1942年创作的戏剧)死于《十里店》”。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评论家陈荒煤四十年代曾经把赵树理的创作称作“赵树理方向”，我觉得他的这种创作方式更应叫做“赵树理现象”。在作家越来越专业化的今天，这种现象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赵树理留给我们的，应该不仅仅是他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