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记忆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作家家庭，但脑子里仍有另外一幅作家家庭的图画。因为我们家太不像一个作家的家了。
小时候常常去其他作家家中玩，看别人家里的陈设，吃饭穿衣，生活习惯和我们家有很大不同。比如回到山西，我们院里的几个“山药蛋派”作家，家里铺着地毯，墙上书柜里有很多精致的小摆设，让我十分羡慕。而戏称为这派祖师爷的我家就没有。记得在北京时，母亲让父亲买一个衣柜，结果父亲从旧货市场雇三轮拉回个大红漆柜，上面镶着明晃晃的铜饰件，跟电影中乡下地主老财的家具一样，这让接受过一点苏联文化影响的我和姐姐很是不满。“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大院的作家家里抄封资修的东西，其实就是精致些的装饰品，一个好心的美编匆匆告诉母亲快把家里的“好”东西藏起来。母亲没文化，不知该藏什么，找了半天，只把一只带花的泡菜坛子和一个普通的马蹄表用被子裹起来，藏在柜子底层，红卫兵来了，看了看，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空手走了。进了城，许多写农村的作家的家庭装饰和爱好从审美角度上讲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赵树理几乎和战争年代没什么区别。在北京时，我家后院有个小储藏室，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别人送给他的字画和各种礼品，有海南的珊瑚树，漂亮的矿石标本，还有齐白石的画，但都乱堆在那里，没有摆出来。每次搬家，家具就了位，就算大功告成。至于墙上挂什么，桌上摆什么，全是我妈和我姐姐的事，摆成什么算什么，挂上什么是什么。他书房很乱，桌上书信堆成山也不让别人收拾。我和弟弟从小就没有把那儿当成“禁地”或“神圣”的地方，照例属我们打闹、嬉戏的地盘。不管父亲写什么和思考什么，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他不太在意这些，能够随时停下笔来回答我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反而是没有文化的妈妈偶尔喝斥我们不许打扰父亲，父亲只是淡淡地笑笑，嘻嘻哈哈管这叫“捣乱”。而他对付比我们大十多岁的姐姐的办法是吸烟，姐姐就像蚊子怕蚊香，烟一熏就待不住了。
总之，我有幸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没人逼我背唐诗、练钢琴，尤其是逼着门门功课得100分。他认为60分是及格，及格就是基本合格了。他也向我介绍一些课外书，其中也有翻译作品，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像《天方夜谭》《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我初一、初二就读过了。能感觉到，他并不望子成龙，只希望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真真实实的人。
不愿违心写作
“政治”在过去是个敏感话题，现在仍然是个敏感话题。过去敏感，是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视为“右倾”，就会被打棍子，戴帽子；现在敏感，是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为政治服务，从而贬低了“艺术”和“个性”。然而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个话题。因为不但上面这样夸奖，他自己也这么说。什么“老百姓看的懂，政治上起作用”，什么“问题小说”，白纸黑字，洗也洗不掉。再一想，那个时代，又有哪个作家，哪部文学作品不和政治挂钩，或敢不和政治挂钩呢?抛开十七年，再抛开之前的解放区文学，中国文学史就会有个几十年的“断代”，现在的作者，就只能跨过这几十年，接着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碴干了。没有办法，那是段历史，我们可以评判历史，却无法绕过和回避它。
以现在流行的文学观念，更糟糕的是在赵树理那个年代，他还是不属于不敢不和政治挂钩的，而是积极自愿“上钩”的。同语言问题一样，奇怪的是这个不怎么“文学”的作家恰恰没有陷进许多作家都陷进去的“高大全”、“假大空”的概念文学的泥潭，反而在这时用沉默和反抗凸现了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