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乐在青岛无线电总台工作，同时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他以旁听生的名义，经常去青岛大学，和黄敬、江青等地下党员开展学生运动。他们举办读书会，成立歌咏队，召开音乐会，发表时评等进步文章。1933年12月，共青团青岛市工委成立，属上海市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团市工委书记叫刘宜昭，阿乐任宣传委员。
由于江青是黄敬的妻子，初次见面对阿乐又很热情，阿乐对江青就产生了一种好感。而江青见阿乐比她年长6岁，上过大学，有文化，有修养，风度翩翩，又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对阿乐也比较敬重。黄敬爱好文艺，在青岛组建了一个海鸥剧社。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一手好二胡，排演节目时，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团委全被破坏，全省党的干部有30多人被捕。青岛大学读书会、海鸥剧社等进步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黄敬也被捕入狱。江青发现黄敬不知去向，起初有一点惶惑，当得知黄敬被捕的确切消息后，神经立刻紧张起来，马上找到阿乐，央求他帮助出出主意。阿乐的身份当时还没有暴露。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阿乐劝江青去上海：“你留在青岛的确很危险，其他地方不好讲，我不熟悉，你还是到上海避避风吧，我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多。青岛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在采访阿乐时，他亲口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青岛和江青交往期间，就发现这个人生性傲气，一般人她是瞧不起的。她在青岛瞧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敬，黄敬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一个是我，也许因为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江青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也是如此……”
江青从青岛去上海，这个主意是阿乐出的。而他当初劝江青去上海，则完全是出自对同志的关心。
为了确保江青的安全，阿乐把她送到轮船码头，送上了轮船，直至轮船逐渐远去，他才放心。江青拎着一只破旧的皮箱，告别了青岛，驶往一个对于她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同时又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城市——上海。自此，江青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阿乐在电台工作，薪水较高，每月有50块大洋。他喜爱摄影，自己花钱买了一部德国产的“莱卡”照相机，分别时用“莱卡”给江青拍了一张照片，以后辗转送给了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照片阿乐没能保存下来，并渐渐淡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北京派来的人找到阿乐，拿着这张照片反复追问：“这张照片谁拍的？是不是你拍的？江青说是你拍的。”阿乐努力回想着：“年代太久，都40多年了，记不清了。”
事后，阿乐对妻子时钟曼说：“那次送江青去上海时，我是给她拍过照片，那张照片可能是我拍的。”
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阿乐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1934年春，阿乐的父亲去世，他返回江苏太仓办理丧事后，于6月初回到上海，到上海无线电总台复职，先后任团中央交通员、交通主任。不久根据组织决定，他辞去无线电总台的职务，从事职业革命工作。阿乐对上联系的是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对下的联系人是河北省地下交通员李世农（称“河北小王”）。阿乐只知“河北小王”，不知河北党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李世农只知阿乐，不知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在哪儿。即使他俩有一人被捕，另一人躲起来，这条线就断了，不会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李世农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5年4月，青岛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年2月刚成立的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后即叛变。他把所知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不漏地全部供认了出来。不久，阿乐即被捕，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