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是中国古代艺术殿堂的瑰宝，也是传统人文精神的符号化象征。透过音声的演奏和表达，具体的古琴形制完全可以显示出形上之“道体”，将人带入诗意般的人性化艺术境域。或者说“道”的世界能够在琴音中显现出价值和意义，给予我们一个活生生的美与善汇聚合一的实存感觉经历。形上之“道”透过感性形式的“琴音”而显现，感性形式的“琴音”就是形上之“道”的存在方式。因为“琴音”不是纯粹的“声音”，它携带着意义和价值，本身就是“道”的存在，是实存生命的诗化自觉和吐露，甚至古琴的形而下的形制法象也暗合着“道”的信息，如桓谭《新论·琴道》所说：“神农氏继伏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注:参见桓谭著《新论·琴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3页。)古琴在这里不仅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且更是天地精神的象征。古琴本身及其艺境化的音声，正是以“道”的存论方式，通过心灵的诗化“言说”，展示了中国人对“通神明”、“合天地”的永恒历史性追求。
古琴虽然是人的“作品”，但从“万物一体”的角度说，或者从中国文化的视域看，仍然是“道”而不是“人”，才是古琴的存在论依据。人虽然不是古琴的存在论根据，但古琴及内涵于其中的“道”的意义，却只向人显现或展示，要通过人来领悟和体会，不能离开人的“人文性”活动，尤其人的交往性“理解”和“沟通”活动。与动物只有演进自然史不同，人文活动必然有自己的“历史”。而古琴作为人的“作品”，自然也可以追问它的起源，考察它的流变，于是它也拥有了自己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成为人文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人长途跋涉的“心路历程”，以无数的缘聚缘散的方式演绎出丰富的文化事象，开启了人世间追求精神超越与心灵自由的艺境般的光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之所以千古流传，一方面说明音乐艺术需要通过欣赏者（他人），才可能在历史文化中保存和流传，从而成为历史文化中的真正存在。因此，历史也可说是不断创造和保存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精神的历史，是历史性的人群不断丰富和发展古琴及其他优秀精神文化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追求“知音”的文化努力方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音乐的意义只向能欣赏它的人呈现，只为与演奏者同发于一境界的欣赏者和理解者打开，甚至只为“知音”而存在。聆听不仅是听见了它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它的“意义”。伯牙与钟子期正是在音乐艺术上同发于一境界的典范。他们不仅以演奏与聆听的方式实现了音乐的存在，而且也完成了活生生的精神生命与心志情感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是以理性为中心的理解性“交流”，而且更是表征心志意向的情感性“交流”。“交流”并不局限于人的世界，甚至可以扩大到其他一切“有情”生命。《荀子·劝学》便说：“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注:参见荀况《荀子·劝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页。)音乐既然能够为一切知觉现象的存在所感知，也就有可能产生感应或感通的效果。这是对音乐不可思议力量的赞叹。虽然我们不能说“流鱼”、“六马”就是“知音”，也不能说它们就“理解”了音乐的“意义”，但我们却必须承认它可以“听”到琴瑟的“音声”，能够从中获得与本能性的生命节奏相应的“快感”。果如此，则具有灵性心灵和生命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天地，又怎能不为音乐所撼动，不在音乐中“移情”忘我，并在强烈的共鸣中呈现率真的“天性”和本真的“性情”呢？嵇康《琴赋》便说：
“性絜净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是故怀戚者闻之，则莫不[XC；%40%40]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乐者闻之，则欨愉欢释，抃舞踊溢，留连澜漫，嗢噱终日。若和乎者听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甚。其余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或文或质，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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