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在我的记忆里，能够记住的大事，头一件就是“除四害”。因为那阵势大了，全国人民除老弱病残不能行动的以外，都参加了“除四害”运动。还有个原因，在此前头一年夏天，我闹肚子拉痢疾，差点儿离开人世。那次的病，把我折腾得不轻，没日没夜地跑厕所，断断续续一直到了深秋，才渐渐止住拉稀。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还不发达，医院很少。虽说大夫们非常和气，也很负责任，可医院里没有好药。我腰酸腿软，浑身没劲，一天比一天瘦，皮包着骨头，俩小眼睛显得越来越大，眼珠没光，头发也一绺儿一绺儿的，跟被霜打了的小草似的疲软。邻居们瞧见我都说这孩子没救了。可也许是我命硬，就凭着从小门诊部拿来的黄连片儿活过来了。我的病好了不长时间，“除四害”运动就开始了。所以，这事儿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春天吧，那会儿国家刚刚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正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高潮。人们万众一心，都在为国家建设全力工作，整个社会显得热气腾腾的。
那会儿的北京城，没有现在这么大，出了北京的城墙圈（现在的二环路），走不了三里五里的就是庄稼地了。北京城也没现在这么漂亮。除了一些高大的古建筑和洋教堂以外，几乎没有楼房。城里城外，都是低矮的瓦屋，密密麻麻的胡同。古朴的城市环境，显得平和温馨。那会儿北京的环境，还没被工业污染，天蓝得几乎透明，空中飘着白云，还盘旋着许多鸽子，地上红旗飞舞，如诗如画一样的美啊。护城河里的水清澈见底，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看看都觉得心里舒坦。可那会儿市政建设不成，地下几乎没有污水管线，排水系统大部分是明沟，赶上下大雨，城里积存的雨水，很难排除干净。积水一多，蚊子就多，苍蝇也多。老鼠虽说没有现在的个儿大，数量却不少。害虫一多，就传染疾病，对人们的身体非常有害。于是，就在大搞工农业建设的同时，全国人民响应政府号召，插着空儿搞起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除四害”运动。
可现在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为什么把麻雀也划在了“四害”的范围之内。这些小小的飞禽，既没有蚊子叮人吸血的能耐；也不像苍蝇似的常常围着饭桌转，让人讨厌；更没有老鼠打洞偷盗粮食、传染疾病、祸害人类的本领。只是传说它们的生存需要粮食，传说它们祸害庄稼。其实，它们只是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就像和平鸽一样点缀在蓝天白云之间，给人们带来一点点唧唧喳喳的响动。闹是闹了些，却可以使我们稍显紧张的生活有点活泛劲儿。再说，就算它们吃粮食，能吃多少呢？麻雀们在吃粮食之外，不是也吃植物上的寄生害虫吗？我想不明白是什么人的什么想法，把麻雀划归入“四害”了。
那时候，我们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在刊发农业大丰收的新闻，亩产过万，甚至十几万的报道，屡见不鲜，都在赞扬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富足。要说这些小小的鸟儿们吃粮食，那得有多少麻雀才能使我们幸福的生活受到损害，使我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呢。这可是我现在的想法，那会儿没人这么想，也不许想。尤其是我这种年龄的孩子们，就更不会这样想，老师没教，也从不教我们想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响应号召，只要有了号召，不管号召我们干什么，无论是号召我们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我们都会蜂拥而起跟着干。或许麻雀也跟我拉痢疾一样，在它们的命运中有这么一劫，因而才被划入了“四害”的范围之中。这正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在劫难逃。在这一劫之内，麻雀几乎被灭绝喽。多亏麻雀属于家族庞大、生殖能力极强的物种，要不，如今也得被划入重点保护的范畴。当年消灭麻雀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觉着心里发酸，头皮发麻。
我记得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三样必备的东西：苍蝇拍、老鼠夹和抄子（用布缝制的一种灭蚊子用工具）。就是凭着这几样东西和多种多样的手段，我们人类向“四害”发起了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