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观察近几年在云南拍摄的众多电影，不难发现当地政府和宣传部门对文艺创作自由的干涉在逐渐减少。
2007年岁末，部分城市的电影爱好者得以在种种大片尚未全面占据银幕前，欣赏到两部以“云南影响”为标签的小制作电影，宣传海报上赫然出现出品方“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大名。当人们或多或少怀着对“主旋律旅游宣传片”的排斥心态走进影院，打开丽江的《箱子》，却发现这峰回路转的悬疑里竟还布下了凶杀、情色；深入昆明的《公园》，却看到自己身边的现实就这样裹搅着忧伤的亲情扑面而来。
这不是商业类型片是什么?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和“省委宣传部出品”以及“主旋律宣传品”不搭调。然而，却有不少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相互打探，丽江束河的客栈都那么精致吗?昆明翠湖真有老人替儿女相亲吗?
惊悚的箱子
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各城市火爆一时的镭射录像厅为了吸引观众，在以电影内容主题为传统分类法外，又聪明地从观众的身心感受上，为恐怖片派生出一个门类——惊悚片。它可以概括从《画皮》、《人皮灯笼》这样的港式厉鬼，到《群尸玩过界》、《幽冥怪谈》这样的美式血浆大餐，再到《地狱天堂》、《天黑请闭眼》这样已经一惊一诧的国产凶杀阴谋。然而真正以“挑战观众智力”、“调戏观众判断”并顺带表达某种心理焦虑为目的的心理惊悚片却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的惊悚片需要说得通的故事逻辑和精巧的结构。
很幸运，“云南影响”的第一炮《箱子》，就成了此种类型片在国内的先行者。
当过模特的导演王分曾拍摄过一部直面离异夫妻心理的纪录片《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并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赢回“新亚洲潮流”单元优秀奖。在选择首部剧情片素材时，她也选择自己—直感兴趣的心理焦虑话题，采风途中，当她从丽江束河古镇某桥下徘徊回来后，就把心里已经成形的恐怖故事，兴奋地全盘讲给“云南影响”项目总制片人罗拉听。
最终这个“恐怖片”以它精巧的结构震撼了我，我们一向觉得国内的大片追求视觉、小片追求思想，没一个会讲故事，没想到王分却把故事讲得精致漂亮，并且以一种很商业的方式，里面有着凶杀、鲜血、情色、层层铺垫的紧张感，而且还自然而然地赋予其“中年心理危机”的精神内涵。有了扎实精巧的故事，王分也就有资格精巧地将她的作品形容为一个“9”字——完整的梦境“0”和轻佻的现实一刀“丿”，它们上下结构着，构成了一个最大的单数“9”，也即简单的最大值。 
当然，由于国内影迷受过太多盗版DvD的电影教育，或许对这么一个结构不以为然，为《箱子》没有挑战到自己的智力而又骄傲又失落，质疑情节“想得到”以及“似曾相识”。但按王分的解释“合适最重要”一想或许就体会到合适的滋味——大山打开箱子，会发现碎尸，这在所有观众的预料之中，于是藏匿、谎言、慌乱、冲动、闯祸，种种预料之中的情节纷至沓来，但是，步步为营的气氛营造和节奏控制，还是拉住了观众，等待着期待中必然到来的悲剧高潮，这是合适；男人打开《箱子》，会发现自己共通的心理危机，会发现自己也对家里那歇斯底里的媳妇受不了，但自己是否也有着和大山一样自觉不可告人但实则并无所谓的秘密，这也合适；观影经验众多的观众打开《箱子》，会看到《穆赫兰道》和《蓝丝绒》，故事高潮背后隐匿的那轻巧一“丿”，他们想得到，角色特点他们会去揣测，心理层面他们也能剖析，但继续解同类数学题也是大多数人的爱好，只要已知条件不同就行，这还是合适。
合适之外，《箱子》的现实启迪作用或许还在于：河上是否漂来箱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还有男人低头往下看。
亲情的公园
说起讲述亲情的国产片，往前几年，人们或许立即想到的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亲母亲》等等，或煽情掉泪或美轮美奂，它们展示给观众一幅幅排除万难、走向和睦的家庭图景，这些美好的家庭当然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石。
然而，我们的家庭不也充满着《克莱默夫妇》、《喜福会》那样的故事吗?争吵、误解、代沟总是填充着家庭成员间的绝大多数时间，只有谅解的那一刹那让亲情显得无比温馨动人。有着众多诗歌、小说作品，也常不幸沦为八卦新闻人物的先锋女诗人尹丽川，第一次动手拍电影，就选择了与人们想象中那个个性浓烈的她迥异的温情线路，诉说一个如同李安《喜宴》般的故事。
这是一对相爱又相互伤害的父女间的故事，快奔30岁的女儿小君在昆明工作，父亲从临沧过来看她，想给女儿买房并去翠湖公园为她相亲，性格独立的女儿却反倒想为父亲找个老伴。这样的故事能引起奔三路上的同龄人共鸣，它能发生在都市中每一个白领身上。
拍好吃饭，这个中国人情感交流最集中的场所，是“哙说人话”的导演追求到的得意之处。小君、豆豆和爸爸吃饭的段落处理得尤其漂亮，从猜疑、不安、小心翼翼到把话明说，全体现着中国家庭的语言艺术，父亲期望小君的对象有份稳定工作，而不只是追求音乐这种高雅艺术的飘一代，他为女儿填报志愿学新闻、为女儿找到电视台的好工作、为女儿挑楼盘，希望以己之力为女儿规划好人生，女儿却也明说：“我做不到你期待的那样。”而固执的父亲总是把气和失落憋在心里，因此，这个打过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在刚迈入老年门槛时就得了抑郁症。
对父亲角色的刻画，也成为老年抑郁症问题的最佳标本，标本后面是独生子女长期在外工作造成与父母沟通隔膜的社会现实。因为对角色的认同，也因为同是昆明人，我被带入戏后也就展开了平行于故事的自身生活思考，但片中一些冲突仍旧令我不能接受。
譬如在翠湖边儿的石屏会馆吃饭的场景，我能够接受小君和他的相亲对象一起安排他们父母相好，但不能接受王学兵出演的相亲对象是同性恋者。当然，或许这种冲突才能凸现我们倔强父辈对子女期待的落空和注定的孤独，但在日常生活里，不会以这么剧烈的转折去作为生活的新发展，再严酷的现实也需要存有缓和空间。
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和自觉，但从电影揭示的现实看来，这种自觉其实异常残酷，孤独的悲凉气氛先行进入我们独生子女的家庭里，让我们自觉的感恩显得像良心发现后的慈悲。而生活的感动非得经过这些伤感的洗练吗?故事结尾，下起了大雨，行动日益缓慢的父亲下楼递给小君雨伞，他总是记得这事，就像他总是忘了女儿不爱吃大蒜一样。
如果说《公园》像一部循规蹈矩的亲情故事片，这一评价并不准确，因为它所暗示的是一种温暖的、不脱社会主流价值的家庭和伦理观念，要知道导演毕竟是前卫的诗人。一旦想到这部出现了“同志”角色(且此“同志”并非反面角色)，而出品方是宣传部门，还拿到了公映证的影片是在商业院线放映时，一种难以明说的“自由感”便会油然而生——这该算是时代的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