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出那四个徘徊在三里屯服饰大厦里的清洁工有多穷，她们都三十多岁了，聚在一角商量去吃两碗面条，谁也不敢打头，怕进那个里面装饰着荷花的餐厅。她们每天都拖着餐厅门口的地，每天都打扫餐厅旁边的厕所，每天都擦着餐厅前面楼梯的把手。要到元旦了，餐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许多打折的菜名，菜名都很好听。她们在楼梯的角落里商量了半天，一个年纪大的才说，怕什么，三个女人跟在她后面。餐厅的服务员吃惊地看着排着队进来的四个蓝衣服，还是那个年纪大的叫了饭。餐厅里灯光很亮，吃饭的顾客不停地看她们，她们就坐在亮处，脸上红红的，高兴地说着话。我隔着玻璃，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们，脸上却呆呆的，好像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说不出那个扛着铁镐走在建筑工地的民工身上有多少土。他的眼睫毛都没灰尘压住了，整个人是灰土的颜色。要过春节了，地铁口附近全是叫卖年货的人，等车的人，挤得走不动。他和他的伙伴们不用挤，人们为他们让开一条路，他们像是刚刚从土堆里钻出来的，有的人背着一卷绳子，有的人拿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尿素袋子，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哪，佝偻着腰，裤子抽在半腿，灰土里露出满头扎眼的白头发。走着走着，扛着铁镐的人在一个卖小猪储蓄罐的地摊前面站下了，他呆看着红底撒着金粉的小猪，卖东西的人说，十块钱，十块钱，我还给你个盒子。队伍里的一个伙伴说，赶紧走，买那个又没用。他说寄给小孩。看着，他又跟着队伍走了，一步三回头地望着，走到红绿灯那里，他突然又跑回来，什么也没有说，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把包好的小猪抱在肚子上走了。我远远的跟着他们，不知道走了多远，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流着眼泪跟在他们后面，北京的冬天风真大，真冷。

　　我说不出住在北京草场地村的那些出租车司机每天是怎么睡着的，冬天，深夜一点，他们钻进不到一米六的低矮平房里，屋顶上只用砖头压着石棉瓦或者油毡，里面还有孩子的哭声。我说不出我的父亲在左眼是什么时候看不见的，这个靠种地和卖凉皮供两个孩子上完大学的农民说，街上的瞎老汉不是多得很嘛，去医院有啥好看的，我迟早是要进土的人。

　　我说不出那个在新疆石河子老街口晒太阳、修自行车的老汉有多孤独，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下面农场来赶集的人，看着看着他就磕睡了，头一歪就睡着了，苍蝇爬在他当午饭的半个馕上，人们走来走去的，没有人喊醒他。

　　当我在出差的路上，啃着买来的一块馍馍，喝着矿泉水，看到和想起这些不会留下名字的人，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地落在我身上，饿了能吃上一晚饭，磕睡了有个地方躺下睡觉，能活下去就行了。我的父亲说，《古兰经》里写，要是福气不在这一辈子，那它一定在下辈子。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放羊，最喜欢听头羊脖子上的铁铃声，只有那丁冬丁冬的声音，让人感到无限的慰藉，也像是给人燃起希望的火花。羊能在厚厚的积雪和彻骨的寒风中行走，给人开辟出可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