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历朝的政治社会秩序通常由潜规则与正规则共同把持。正规则在大体上引导着国家的运行不至于滑向恶政与荒政的穷途，因为它在操作上的诸多不足，又需要从潜规则系统中获得技术性支持，后者也因此得以挟持前者实现其自私的利益诉求。两者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既背道而驰，又相辅相成。一个王朝如果正规则大面积瘫痪，由潜规则主导，那么这个王朝离崩溃可能为时不远，但是，高明的统治者，并不是一意孤行地取缔潜规则，而是既要防止潜规则的恶性膨胀，又要正视潜规则存在的合理性，以求在正规则与潜规则之间保持或创造某种良性的均势和平衡。

        然而，由于在立法精神和利益分配上的大相径庭，正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有时候也不可避免。有冲突就会有较量或妥协。读史的人会观察到，两套规则系统的较量一般可以分为：基于道德冲突的较量，如“海瑞斗严嵩”的故事；基于利益冲突的较量，如历代“官迫民反”的故事。这里不准备细说正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而打算来看看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妥协。

        一、正规则对潜规则的妥协。

        正规则对潜规则的妥协，实际上就是认识到正规则系统在道德原则上的不合常理以及在技术操作上的不适时宜，承认潜规则集团在力量上的强大或在利益诉求上的部分合理性，从而对正规则作了局部修正。清雍正二年推行“火耗归公”政策，将税银的火耗费改为附加税，由政府统一征收并上缴国库，然后朝廷再给地方官员发放津贴，称“养廉银”。也就是说，朝廷虽然希望消灭潜规则在课税上的活动空间，却不得不换一个名堂补偿潜规则集团的利益损失。按照朝廷的正规则，课税乃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已有正式俸禄作为办公报酬，在俸禄之外另发“养廉银”，既无成宪，又不合正规则的精神，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次正规则”，是正规则向潜规则妥协的结果。

        吴思的《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潜规则》116页）说到一个小故事：明朝吏部尚书孙丕扬放弃传统选官机制，却用“掣签法”来选任官员。本来对官员的的任用，历朝都重视德才兼备的原则，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考核、荐举机制，然而明朝吏治腐败，官多职少，请托成风，正式的选官机制无法应付潜规则集团对人事安排的干预。孙丕扬为人清正，既想消除请托、跑官的陋习，又顶不住潜规则集团的压力，只好修改正规则，通过资辈认定和抽签来分配职位。当然“掣签法”并不符合正规则任人唯贤的道德原则，同样是一种“次正规则”，是向潜规则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