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对“知音体”的批评，以一种当代年轻人的风格和话语方式出现，带有戏谑和调侃色彩，比如将《红楼梦》改为“知音体”标题：《包办婚姻，一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将《卖火柴的小女孩》改为“知音体”标题：《残忍啊，美丽姑娘竟然被火柴烧死的惊天血案》。大家并没有对批评“知音体”这件事有什么异议，而是对用“知音体”标题来重新命名文学名著持不同看法。可是，为什么一用“知音体”命名，就会产生强烈的瓦解意义的效果呢？这说明“知音体”是具有很强“瓦解性”的。

        近20年来，国内出现了一大批发行量惊人、专门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群的杂志，比如《知音》、《家庭》、《少女》、《人之初》、《打工妹》等。这类杂志的读者群，以中小城镇的中年女性为主，她们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信息来源都比较匮乏。她们将这类读物既当作“新闻”的来源，又当作“文学作品”（故事会）来阅读，更当作孤独中没有知音的“知音”来看待，类似于购买了一盒文化“黄金搭档”。

        学术界对这类杂志既没有关注，也没有批评，任由它们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因为它们既不是文学杂志，超出了文学批评视野；也不是新闻杂志，超出了媒介批评视野。它们仅仅是一个“读物”。我们没有一个“读物”专业，因此，这类杂志一直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杂志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批评界的失误。直到年轻的网民们用他们奇特的方式发言，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知音》为代表的这一类杂志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将新闻性和故事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新闻和文学的擦边球，当你以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说是文学；当你以文学性要求它的时候，它会用新闻的客观性来应对。最典型的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史”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不但有作者，还有老照片）。用一种带有抒情的语调来混淆新闻性和故事性的边界，其结果导致读者将虚构故事当成真实故事，将真实的故事当成虚构的。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欲望故事、人间悲剧、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

        其次，它将“意义”生产（比如，道德训诫、谴责当代“陈世美”、富人堕落案、穷人暴富故事）与“商品生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打了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擦边球。当你说它只顾盈利时，它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某个故事救活了某位绝望的下岗女工，等等。当你以为它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时，你会发现它们发行量越来越大，敛财能力越来越强。混淆“意义”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界线，越来越强化了这类杂志对低端文化消费者的诱惑力和控制力，既是精神控制，也是经济控制。

        这一类杂志，是如何通过一种奇特的叙事风格，有效控制了以中小城镇中年妇女为主的读者群的？比如标题，“人们啊！花季少女为何就着样沉沦？”以呼吁开头，唤起注意力，以设问结尾，提醒你思考，还不容易有了注意力和已经开始思考的女性读者，突然遇到了知音。比如叙事风格，介于客观叙事和肉麻抒情之间，夹叙夹议，大起大落，情节跌宕，用客观语调讲离奇故事，用离奇语调讲客观故事；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循循善诱，有控诉、有劝说；“软硬兼施”的叙事兼顾恐吓和诱导，语体风格兼顾“二胡”和“京韵大鼓”格调；“拍案惊奇”的开头，最终都有光明的尾巴。这种带有农业文明趣味的叙事，塑造了大批消费者。生活平淡无奇、毫无起落的中小城镇的女性，靠阅读别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度日。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初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生产，专门盯着一批有闲的女性读者，利用“城乡空间差”，“信息时间差”敛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吃智商差”的办刊思维很快就会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