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干到最好。否则就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
——邱岳峰
父亲邱岳峰去世已27个年头了。这期间时常会想起他，偶尔也会梦到他。但提笔写他还是第一次。
还没我的时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现属内蒙古)。故小名叫呼生。
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北方一带如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四处奔波，谋事。每到一处，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1936年，父亲十五岁，奶奶带着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两人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拮据。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上海、北京，两年后在天津找到了爷爷。在那动荡的年代，父亲的学业也就在极不稳定中，跳跃地结束了。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就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我的要求后，他同意了。就拿了一个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就会了，于是他就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就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种身份出现，简直是一种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场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当时一古脑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为一个名演员的身上。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就是十戏。”
于是，父亲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八年问，父亲参加过近二十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
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我小时候，春天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就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我和二弟总是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别的什么玩具，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就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就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就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就回去了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格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