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过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了40余条意见，中共接受了20余条。4月14日。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4月15日晚7时，中共代表团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达南京政府代表团。
4月15日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先由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要点，亦即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之点加以说明。周恩来强调指出，《国内和平协定》不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见。而且也采纳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士的建设性意见，最后由中共代表团定案，是不可变动的定稿。“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尔后，周恩来郑重地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在这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也作了较长的发言，发言说：“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张治中还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和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张治中看了一眼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感到光荣……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谅”。
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黄埔军校初办时，张治中就进了黄埔，后任黄埔第四期军官团团长，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那时开始就与他共事。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对张治中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对张治中的发言以及“个人感想”。周恩来不能同意，他当场表明了态度。周恩来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人口的90％1)~I-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