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批评的杰作
作为文人，威尔逊的兴趣极为驳杂，除了《到芬兰站》，他还写有报道1929年席卷全美股灾的《美国人的恐慌》（1932），《死海古籍：1947－1969》（1955），《向易洛魁族印第安人致歉》（1959），以及《啊，加拿大：一个美国人论加拿大文化的笔记》（1965）。威尔逊为杂志撰写的影响巨大的文学评论主要收在《三重思想家》、《伤与弓》、《经典作品与商业作品》等三部书中，而他最早的批评性著作《阿克瑟尔的城堡》则是充分展示威尔逊文学批评能力的著作，这部作品和威尔逊大多数评论发表在大众杂志上一样，最早是在《新共和》杂志上连载的。
这是一部试图概括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思潮的书，评论了当时引起广泛争议的几位作家——叶芝、瓦莱里、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斯泰因。威尔逊敏锐地发现他们共同的来源是象征主义诗歌运动，这在当时来说是极具眼光的。要知道《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年出版的时候，这几位作家的影响力和现在比有天壤之别，据说不少普林斯顿大学1927年的文科毕业生当时都不知道普鲁斯特、乔伊斯为何人。除了普鲁斯特，几位所评作家依然健在而且正处在他们的创作高峰期，甚至像乔依斯的《芬尼根守灵夜》，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尚未写出，而对于“当代”作品的判断是最困难也是最考验一个批评家胆识的，如今这几位作家经典的地位早已坚如磐石，而给他们的宝座打上最初的铆钉的正是《阿克瑟尔的城堡》。当然，斯泰因稍逊一筹，但是威尔逊给她的篇幅也相应最小（只有十二页），而且对其的评价也最为严厉。
第一章《象征主义》，概述了象征主义的缘起以及与浪漫主义的复杂的关系，“坡通过坚持培植浪漫主义的某些方面，成功地把浪漫主义转变成某种不同的东西”。在这一章末尾，威尔逊坦率指出：“战后文学的优点与缺点都很自然地源自象征主义诗人，并且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窥见端倪。”随后则是对具体作家的评论，开头三位便是二十世纪初的三位大诗人——叶芝、瓦莱里和艾略特。我不知道韦勒克凭什么贬低威尔逊的诗歌批评能力？是因为他始终不屑采用新批评的方法（细读、张力、反讽、含混论）解读诗歌？在我看来，威尔逊同样是精通诗歌的批评家，而且他很善于将诗人的传记资料恰切地融入他的文章之中，如同戴维•洛奇对他的评论一样，威尔逊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凭经验写的描述性的文学史”。最精彩的是对艾略特的评论，他先是考察了两位早逝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科比埃尔和拉弗格对于艾略特的重要影响，“艾略特几乎是在逐句模仿拉弗格的不规则格律”；随后则展开对于《荒原》的精辟评价：“现代大城市中可怕的阴郁气氛，就是《荒原》之所在数以百万计的无名者正在进行着索然无味的办公室例行公事，在不间断的操劳中把灵魂磨蚀净尽却无从享受任何对他们有益的报酬——人们的享乐是那样龌龊和脆弱，以至于比他们的痛苦更形哀伤。”这些为以后数十年的《荒原》评论定下了基调。威尔逊对于两位小说家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评论则最为评论界所激赏。在这两章，威尔逊展示了他超人的“细读”能力，当然不是像新批评那样牵强附会地寻找意义，而是像一个耐心的农人抽丝剥茧般拆解开作家有意无意设置的文学迷局。在威尔逊细致的笔触下，《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这两部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晦涩的作品渐渐显露它们的原型：“乔伊斯紧抓住他的客观世界，不容有失，他的作品坚实地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
我很高兴在书的最后一章看到了兰波，因为那是我多年来一直热爱的诗人。“另一个象征主义的先行者与英雄人物（指兰波），却是既与世界对抗又能存活下去的——虽然他并非以诗人的名义存活，但他的整个事业生涯展现出了一种戏剧性的光芒。”威尔逊详尽地描写了兰波的生活状况，语调中毫不掩饰对于他的欣赏，“这个生命感动了我们。”威尔逊对于兰波的偏爱其实不难理解，尽管他承认象征主义打破了旧有的机械化规条，令想象更有弹性和自由，但是威尔逊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对遗世独立的象征主义者的态度总是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问，而兰波勇猛的诗篇和处世态度显然更能引起威尔逊的共鸣：“兰波的人生似乎比他同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令人满意，比那些后来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为理想，因为他们只是终日留在家中创作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早在写作《阿克瑟尔的城堡》的时候，一种面向世界的冲动就已在威尔逊的胸中激荡，一种介入社会、批判社会的态度已然成形，日后他逐渐成长为“首席社会批评家”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美]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美]埃德蒙•威尔逊:《爱国者之血》，胡曙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
[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站》，刘森尧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0年。
[美]埃德蒙•威尔逊:《文学评论精选》，蔡伸章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