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渊源：法郎士和马克思
威尔逊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和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是同学，曾给予菲茨杰拉德最初的激励和批评，可是自从离开普林斯顿以后，威尔逊没有再回到学校。1920年以后，威尔逊开始他的记者生涯，先后在《名利场》（1920－1921）、《新共和》（1926－1931）、《纽约客》（1944－1948）和《纽约书评》任编辑。威尔逊憎恶被人称为评论家，而是强调自己是文学记者，这不仅和他的任职经历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奢侈地谈论形式的炫学的学院派批评风尚不以为然。和威尔逊同时期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正是“阵容强大”的新批评，威尔逊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在对抗强大的新批评。我们可以从新批评主将韦勒克对威尔逊不乏醋意的评价中反证出这一点。在韦勒克的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鉴于威尔逊巨大的影响力，韦勒克不得不给他专章的篇幅，并且开首便承认：“在美国他是（确切说曾经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会批评家。”请注意括弧里的插入语，微妙地反映出这位老学究对于威尔逊复杂的态度，然后他又不惜篇幅，抱怨“威尔逊从未详细探讨过任何一位新批评人物。”其实这再正常不过，威尔逊感兴趣的只是社会和文学，这里的文学当然只是指小说、诗歌和戏剧，他报道和评判许多国家的作品和作者，而关于“批评的批评”威尔逊通常是避之唯恐不及。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新批评对于文本的过分的关注，以及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威尔逊显然是不会认同的。威尔逊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坛上少见的“老派人物”，他的思想其实深深扎根于19世纪的人文传统中，他是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法国19世纪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法郎士则是他的另一个偶像。在《到芬兰站》的序言里他曾经写到：“我最近重读法郎士的《当代历史》一书合成一册的新版本，我觉得比第一次初读时更加喜欢，书中所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真实写照。”在书中，他又对法郎士的社会理想被后继的象征主义者所摈弃而感到痛惜：“法郎士在政治上的兴趣及社会意识，到了他们手里也都一概不见了。象征主义者相信社会孤立，甚至连一点改造社会的幻想都没有了。”而在早《到芬兰站》十年出版的《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威尔逊的语气要强烈得多，他严厉指责瓦莱里在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礼上对于自己的前任法郎士的诋毁。威尔逊显然颇为赞同法郎士放下文学后对于政治的涉足，而对瓦莱里远离政治，扮演疏离的智者的形象则大为不屑。最后他总结道：“法郎士那一代的力量，来自于对社会事物的广泛知识，对人类富有同情的兴趣，与民意的直接接触，以及通过文学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事实上，这正是威尔逊为自己设计的道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三十年代他会丢开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文学批评，转而去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对于马克思，威尔逊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他花费数年心血写成的巨著《到芬兰站》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细致的观察和辨析。总体而言，威尔逊深为感动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当时的工业化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人品、奉献精神和道德热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中威尔逊也已知道“在培养人们的理想以及以后在渲染他们的文学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势力确实起到的作用超过多数人乐意承认的程度”，但对于两大关键性马克思主义学说剩余价值和辩证法却不那么信服。这种矛盾的态度在他描述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的关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威尔逊当然首先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人，但他在维护文学自身的尊严上也毫不含糊，他曾说过：“带着驾驶轰炸机的印象去追求文学事业是毫无意义的。”在著名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他先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卢那查尔斯基等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论述，来阐明保持文学自由的重要性，而后则激烈批评试图把文学降格为宣传工具的倾向：“这种做法最终不得不败坏精神生活的每一个部门，直到严肃的人，有人情的人和有眼光的人都只能沉默无言（假如他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和当时许多文人一样，是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股市暴跌促成了威尔逊的左倾，但是苏联历次大清洗使他震惊，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这一转变颇具代表性，也是人性在这位社会和文学的双重洞察者身上生动地体现。
威尔逊有着浓重的19世纪思想渊源，但作为文人，他必得通过文章说话，他的那些富有洞见的思想当然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词语达成的。在晚年威尔逊写过一篇《英语问题》的文章，批评英语写作水准整体性的滑坡，他甚至以他特有直率批评杜威的文章“那才叫一塌糊涂”，顺便威尔逊也带出自己文风最初的缔造者——他的父亲，“他（指威尔逊父亲）的语言总有那么一种掷地有声的清脆感。”后来韦勒克从侧面证实了这种影响：“不过作为大众批评家他（指威尔逊）却主宰了二十世纪中叶，那种掷地有声是任何新批评派人物所无法比拟的。”在我看来，威尔逊的文风是我喜欢的两位美国大批家艾略特和庞德的混合体。艾略特缜密的语法和逻辑性，以及庞德热情、果断、甚至有点鲁莽的文风，奇妙地交织在威尔逊的文章中，让人颇有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奥登名篇《论阅读》里的名言——不要评论劣书，因为有损人品云云——现在中国颇有市场，成为中国批评家只写吹捧文章的最好借口。可是威尔逊没有这样的禁忌，他在推崇某些作家的同时，从不掩饰自己的负面意见，比如他在《阿克瑟尔的城堡》中对于艾略特和瓦莱里的尖锐批评极具眼光，而且也可以见出威尔逊坦荡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