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夏衍(沈端先)是在1980年冬天。为了编写现代作家资料丛书中的《夏衍卷》，我与北师大会林、绍武同志一起去北京朝阳门北小街夏衍寓所。当我们走进他那间不到6平米的卧室时，老人正伏案赶校文稿。他一边与我们谈话，一边似还在想着就要发出的稿件，有点心不在焉，因而这次会面的时间不长。记得当我讲到夏衍的剧本受到俄国契诃夫的影响时，他淡然一笑，不置一辞，好像颇不以为然，我即以作品为例作了一番说明。这时他不无幽默地说道：“你讲得也有道理，可是不要忘记：契诃夫没有参加共产党啊!”这句话把我们逗笑了。至今我还能记起他脸上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情和那一口地道的杭州官话。
一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夏衍从未忘记过养育自己的故土。
1981年5月，81岁高龄的夏衍，为主持电影首届金鸡奖和第四届百花奖发奖仪式回到杭州。颁奖大会、记者招待会、茶话会、漫谈会、老作家会见……这些事逐一忙完，剩下来的自然便是探望老家了。
这天，报社的两辆轿车早早地在新新饭店门口停好，有记者向文化厅的沈祖安同志探问：“准备好了么?”
刚刚下楼的夏衍发现周围围了一大群人。说了一句：“怎么，衣锦还乡呀?”
“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没有通知过。”沈祖安解释。
“要么，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夏衍有些生气了。
他只是希望静静地寻回儿时的记忆。结果，只有一辆轿车悄悄地驶进了庆春门外严家弄。
严家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全长不到500米。它的南面是庆春门，北面上艮山门。与杭城旧时的这两处城门各相距3里光景，西面靠近华家池；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流的钱塘江了。
从新新饭店赶到旧屋，夏衍还真没料到会惊动那么多人。车子进入严家弄，他的眼睛像小孩般好奇地追寻着，这时候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又带来了些许的不安。这个时候，乡亲们纷纷从田间、地头和作坊赶来，一下子就把刚下车的夏衍围住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颤巍巍地来到他面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和尚哥，还记得么?”夏衍仔细打量一阵，惊喜地答道：“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3岁。”怎么会不认得呢?小时候一起挑荠菜、抓鱼、捉麻雀、网蜻蜒、采野果，背着竹筐到乡间去抬枯柴，到沪杭铁路边去看奔驰的火车……这一切。怎么忘记得了呢?
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夏衍停了下来，一种深深的哀思反映在他的脸上。这是他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虽然几经修葺，50年代又遭受过台风的袭击，如今30多平方米的平房看上去仍是一个世纪前的格调，青苔侵蚀着业已破败的石阶和墙垣。他扶着墙，沉思良久。
夏衍一直为没有能给母亲送终而深感遗憾。1937年春天，抗战爆发前夕，他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即从上海偷偷回杭州了。据他的侄媳回忆，他一到家没说一句话就直奔灵堂，见到母亲的遗体，深深地鞠上3躬(当时人一般是磕头的)，随后便抓着母亲的手恸哭起来，一直哭湿了3块手帕。这件事使左邻右舍颇为震动。
夏衍的父亲死得很早，丢下兄妹6人。当时大哥乃雍还没有职业，几个姐姐也没有出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这对一个丧夫而家里内囊早尽的女人来说，是多么艰难啊!然而她没在生活的厄运面前低头，而是倔强地面对现实，作了开源节流的安排。辞掉了原先雇着的一个长工，除了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自己承担之外，还揽来钉纽扣、绕边头、绣花、摇丝、磨锡箔等手工活计，以微薄的收入充做家用。后来几个女儿逐渐开始能帮着母亲做活了，她也仍然从不歇息。在那样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母亲的心境是凄苦的，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或者打骂孩子出气。夏衍只记得有一次，因为他练习毛笔字不认真，母亲忍痛打了他的手心。然而，这只是为了鞭策孩子刻苦攻读，而且也仅有这一次。
1909年，夏衍9岁。那年沪杭铁路的杭嘉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城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母亲也带着夏衍和他的二姊、四姊，背了条长板凳和南瓜团子，高兴地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的空地，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那个场面，那份心情，尽管事隔70多年，夏衍依旧是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