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作家浩然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他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巨量发行，是当时唯一可以大批出版作品的作家，“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一个作家”，说的就是他。浩然的逝世，勾起了不少人对那个时代的文学记忆，引起了诸多回忆和思考。
浩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悯
浩然去世了，一个卧床数年的老者逝去了。这样一个人物的逝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叹息的事情。无论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风云前传；还是遭遇非议甚至攻击，却自认“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边缘余生，浩然都是我们在叙述那个时代时无法绕过的标志。当代中国的人民，即便不知道浩然其人，谁又不知道《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呢？
在这里，我无意评判逝者浩然的文学——那样的政治写真政策图解，某种程度上早已经溢出了“文学”。“一个作家”如此，“八个样板戏”同样如此。
与文学相比，我更愿意关注这个人的命运感。
很多文学界人士都称道浩然的人品，认为他还是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把握住了自己，本性没变，殊为不易；并归因于其“朴实的农民底子”。或许也因为这种“本色”，繁华褪尽后的浩然，如果没有后来的忍不住沉默，其实还是过得去的。1998年，浩然接受媒体访问时的一些表述，再度把他推向了问责的祭台，他宣称，从未为《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反引以为骄傲；还宣称，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他甚至说，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
这样高调、骄傲的表达等于把自己变成了草船借箭的靶子，当然引来文化界相当的矢镞。检阅浩然此前的人生轨迹，类似的高调和骄傲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以浩然的阅历，不可能不知道这样表达可能招致的后果，但他还是说了。或许很多人都忘记了，那句用来赞美浩然的所谓“朴实的农民底子”，尚有另外一种精神底色，那就是执拗。
作家陈建功曾经这样总结，中国作家有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因为这种“缺失”，我们的文学在观照现实的时候，永远缺乏心灵穿透的力量，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缺乏对现实的永恒的引导。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意识形态那样的社会生活，没有这个“浩然”，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个“浩然”。再说一句诛心的话，那个时代，排着队希望顶替浩然的作家，大概也大有人在呢。其实，我也无意为什么人开脱；我只是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应该获得文学滋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些什么样的精神产品。……
逝者已矣。那些围绕着浩然而存在的话题大概会在重新记起的短暂井喷之后，真正消停下来。也该消停下来了，中国文学需要补习的内容太多，需要关照的人和事也太多，逝者走好。唯愿在这个文学越来越疏远心灵的时代，这样一个曾经“有井水处便有君”的人物不会仅仅具有文本的研究价值；也不要因为这种文本价值，而过分夸大了人的命运感；更不要因为文学和政治的莫名其妙的某些牵连，而连带着使这个人物的面目都模糊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