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生于1904年，是湖南涟源人。
红军时期，李聚奎迎着大苦大险勇往直前，在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屡建战功；打“AB团”时，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去做一个伪证；西路军被打散后，他是红军将领中千里乞讨找党中央的一位。抗战时期，敌人四面围困，艰苦到了极点，他坚定、顽强，机智、勇敢地率部与敌斗争，战绩辉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更趋高深，创造了古北口保卫战等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在军调部工作时，他坚持原则，与敌人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了任务；他实践了我军后勤工作从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保障工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创办后勤学院、建立石油工业部和发展我军现代化后勤工作又立新功。他在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是一员战将，为此，1933年荣获二级红星奖章，1951年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1982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1—198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李聚奎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而他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
李聚奎上将1958年3月到任总后勤部政委之职，并在此职服务达8年之久。8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
他提出勤俭办后勤的思路，结合国家的财力、物力开展军事后勤工作；
他从未来战争出发，参与领导和组建全军后勤基地建设；
他竭力在全军后勤战线培养一支思想过硬、品德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
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聚奎的确是“彭黄路线”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彭黄不但从心里敬重，更由于他也是彭黄那种品行的人。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长，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时间并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的品行却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在总后勤部的代理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时，原总后领导人出于勤俭办后勤的思想，处理军队经济问题时，都要全面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同时，对于总后与各总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尊重和支持的。但邱会作一上台，不顾国情实际，就要在军队后勤方面大肆铺摊子，大包大揽，并且总是要与总参、总政争地位、夺权力。对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这样做。更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对此是不赞成的，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邱会作的工作。
这些事还没了结，一件棘手的事又落在李聚奎身上，就是总后政治部保卫部门又一次接到群众举报，邱会作再次出现骚扰女同志问题。情况报告给李聚奎，李聚奎十分痛心。总后党委过去曾就同类问题多次对邱会作进行过批评教育，但邱终不思悔改，又一次败坏了党的高级干部形象。为了达到教育目的，李聚奎根据军委及总政治部指示，组织总后党委会对邱的腐化思想进行了批评。
邱会作越来越体会到李聚奎是一个原则性、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企图拉李聚奎跟他一起搞扩充小集团势力的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真相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