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文史》曾国藩晚年为何没能退出官场

发表时间:2018/4/17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   作者:
[导读] 在赵烈文看来,慈禧太后和年幼的皇帝离不开曾国藩,平民百姓离不开曾国藩,湘军离不开曾国藩,国家稳定更离不开曾国藩,不管是天下安危还是曾国藩一家人的安全,都不允许曾国藩退出官场,这真应了“骑虎难下”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老话。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到底正是在于曾国藩亲手缔造的湘、淮军制。

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日晚,曾国藩与他的心腹幕僚及心爱弟子赵烈文(字惠甫)进行过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密谈。

当时曾国藩心情非常不好,决意退出官场,赵烈文却反复劝慰曾国藩不能息肩,并建议他把妻子儿女兄弟都接出来。

曾国藩听后不仅打消了退出官场的想法,而且下决心把家人接到了金陵(今南京)。

在赵烈文看来,慈禧太后和年幼的皇帝离不开曾国藩,平民百姓离不开曾国藩,湘军离不开曾国藩,国家稳定更离不开曾国藩,不管是天下安危还是曾国藩一家人的安全,都不允许曾国藩退出官场,这真应了“骑虎难下”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老话。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说到底正是在于曾国藩亲手缔造的湘、淮军制。

湘军只有曾国藩指挥得了

在编练湘军时,曾国藩为了使其成为由他个人控制、指挥的军队,不仅大肆制造舆论,说他创办的湘军不同于“官勇”和“义师”,并且在军制上精心设计,巧为谋划。

为此,他着重在两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全军绝对服从他曾国藩本人;二是坚持募勇的地域和私人情谊至上原则。

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湘军规模扩大后,统领之下又设置了分统即小统领这一层级——笔者注),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还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哨之权全付哨官,营官不为遥制;一什之权全付什长,哨官不为遥制。一旦主将如统领、营官、哨官或战死、或革差、或病退、或离任,他所指挥的部队即全部解散,或整军、整营重新改组,或由新人重新招募,选中者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未被选中者遣送回籍。如咸丰十年(1860)初唐训方赴任湖北粮道之前,胡林翼打算将训营整军交由鲍超指挥,曾国藩马上写信表示反对:“鄙意勇以亲手招募者为佳,似可一面令训营撤散,一面令霆营招选,仍令春霆(鲍超,字春霆)酌用训营之豪强者为营、哨官,移花接果,当可两得其宜。”

这种兵为将有、将为帅有的军制,自然很容易形成各树一帜、各护其长的风气,下级军官和士兵,唯恐招募和任用自己的长官死去而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如咸丰四年(1854)塔齐布统率湘军陆师攻打湘潭时,“主将偶尔不见,即相与痛哭寻觅,入群贼中,若无人者”。而但凡不是招募和任用自己的军官担任指挥,打起仗来就弃之不顾。如咸丰十年萧翰庆奉命增援浙江,时间仓促,将来不及改编的唐训方旧部调来使用,结果途中与太平军遭遇,所部溃散,不顾主将,致使萧翰庆白白送掉性命。

此后湘军将领都不敢带领别人招募的部队打仗,一旦指挥易人,军队必须重新改编,另行选募,否则不能作战。所以王闿运总结说:“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除了在军制上实行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原则,曾国藩还认为,一军之中若有两地士兵,必然造成地区的不和,因而干脆只在湖南一地招募兵员,其中又主要在长沙和宝庆两府招募,尤以湘乡县最多。


这样,士兵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选用下属,官与官之间也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这就形成了地域和私情至上的原则。于是维系湘军的纽带,除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因素外,还有同乡、同学、同年、同事、师生、亲友、兄弟等私情关系。士兵与军官、下级军官与上级军官以及各统兵将帅之间,不仅在战场上靠私情关系相互支持和救援,而且在政治交往及调兵、筹饷等一切问题上都通行这种私情至上原则,而把同级的公文、上级的命令乃至朝廷的谕旨都视为次要的东西。在湘军将帅心目中,堂堂朝廷命令,远不如他们小圈子人员的一纸私函。

为了鼓励士兵为其个人卖命,曾国藩编练湘军时,还制定了一条“营中论任不论官”的原则。

众所周知,从咸丰八年(1858)复出带兵开始,曾国藩就改变了以往“不妄保举”的做法。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打下安庆之后,他采纳赵烈文的建议,更是积极主动保举手下人。从此以后,湘军官兵包括幕府人员大多数都得到过他的保举,即使不是实授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资格,有不少人甚至一再得到褒奖。

然而,曾国藩虽然给湘军官兵滥保虚衔,但任命统领、营官、哨官等职务,并不根据这些人的资历、功劳和官位,而是依据关系亲疏和能力大小。于是有的人参军很久,多次立功,已保奏至一、二品提督和总兵大员,但仍为营、哨或士兵;有的人从军不久,仅保到九品,却已被任命为分统或营官,湘军中因而普遍存在“千总为营官,参、游为哨官”这种官职倒挂的现象。

为了保证军事指挥系统的坚强有效,曾国藩于是在湘军中规定,不管积功几品,官位多高,哪怕已保至一、二品提督和总兵大员,只要在湘军中仍处于营、哨之位,就必须绝对服从统领、分统的指挥,即使这些统领、分统只是从九品官员。

湘军实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是在士兵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什么朝廷,什么国家,什么官秩尊卑、级别高低,统统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可以不去理睬;只有上级长官的意志和喜怒好恶,才是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特别留意的。这样一来,所谓朝廷“名器”,就变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往往顶不上湘军长官的一句话。

另外,湘军的军饷自筹,也导致了湘军官兵与朝廷和国家不断离心离德。

军需供应是兵权的标志。民以食为天,兵以饷为命。军队由谁发饷,兵权自然歸谁所有。湘军从成立起,所有钱粮几乎全部自筹,事后逐年向清政府清单上奏。清政府要湘军自行筹饷的最初动机,当然是为了转移财政困难,临机解决军队供饷问题,结果却导致军心转移。

俗话说,“吃谁的饭干谁的活”“爹亲娘亲不如钱亲”。军队由国库发饷时,官兵心里想着的,自然是报效“国家”和尽忠“皇上”。当他们的工资是从长官那里领取,每天吃的饭菜、穿的衣服,都是出于长官的“恩赐”,“国恩”“皇恩”自然变成了将帅的“私恩”,他们感恩图报的对象,就只能是湘军的各级统兵长官和曾国藩大帅,而不是国家和皇帝了。

……

(本文转载于网络)

(文章原文来源:内容详情请看《文史博览·文史》201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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