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林毅夫:“西天取经”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发表时间:2016/9/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
[导读] 成立仪式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抓住机遇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成立仪式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思路决定出路”,而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抓住机遇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既能培养领导人,也要传授治国策

中国新闻周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什么会设在北京大学,并由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

林毅夫: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随着后来的BiMBA商学院及多个研究中心的成立,这里于2008年正式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但无论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其追求目标都是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学理论教育和经济学研究,并作为智库,为国家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在北京大学的支持、全社会的帮助之下,加上所有教研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被认为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智库,也是中国最好的研究国家发展的机构。

当商务部落实习近平主席倡议主办南南学院时,就找到了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来承办这件事情。我感到很荣幸,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南南学院办好。

中国新闻周刊:众所周知,非洲很多官员也会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剑桥、牛津等西方一流大学去学习,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定位和特色上,与这些学校有何不同?

林毅夫:今年9月,南南学院就将迎来第一批新生,我们第一年将招收国家发展方向的30位硕士研究生和10位博士研究生,学员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中高级官员和社会领袖。

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经常有人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国际发展项目作为参照系,称这些大学训练了多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官员,以此为成绩,这也是事实。因为世人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强民富,于是“西天取经”。

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最成功的学院,从培养学生,比如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的数量上来看,肯尼迪学院或许是成功的。但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些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回国后能把国家发展起来,我个人认为,在这一点上,肯尼迪学院非常失败。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到2020年左右,中国大陆有可能成为第三个;也只有13个从中等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原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二战后一直陷在中等收入或低收入陷阱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受过训练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回去后并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强民富的愿望。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一流大学也都一样,学员回国后不少人当了部长、总理、总统,政治地位很高,但他们根据所学的理论、思路,并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就像一所医学院培养了很多医生,回去开业后却治不好病人的病,能说这所医学院成功吗?

南南学院也会吸引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前来学习,我希望他们回去也能够当国家领导人,但我更希望他们回去后能用所学帮助他们的国家发展起来,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有这样,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才是成功的;如果南南学院与肯尼迪学院、牛津、剑桥的学院一样,只是培养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回去后没有把国家治理、发展好,那也一样是失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优势在哪儿?

林毅夫:我始终相信,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从理论和经验中形成的,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些西方一流大学,他们的理论、经验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也许适用,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不同,难免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

而且仔细想想,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就算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适用,因为条件在变,所以理论也总在变,过去的经验也常失灵。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在发达国家都不见得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是常态,想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于发展中国家,那就是缘木求鱼。

所以南南学院除了培养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有别于现在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形成一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理论。我想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比较近似,这样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抓住他们的发展机遇,会有比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我想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诸多发展努力和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的效果不佳,最主要的原因是思路问题,因为目前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努力时,还是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时,都是以西方现有的理论和现有经验作为参照系,来作为政策的依据。

然而,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普遍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条件的不同而不适用,所以虽然这些年发展中国家自己以及国际发展机构做了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效果令人失望。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对南南合作也有40多年的历史,提供过很多支持,南南学院跟原有的支持相比,最突出的就是发展理念的交流与支持?

林毅夫:过去,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资金、技术的援助,包括建立工厂、农业示范园、医院,在改善基础设施上,像建坦桑铁路,则更是提供了许多帮助。今天南南学院成立,我认为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方向,是从硬件的帮助,转向软的思路、经验的交流。南南学院会倡导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经验,从中提炼新的发展理论。

我近年来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努力。新结构经济学是在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也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以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发展目标,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和发达国家发展一样先进的产业。但当时这些先进产业违背发展中国家由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仅靠市场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失灵,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去发展那些产业。当时的发展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很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主导,而被称为结构主义。这种思潮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差,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第二波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看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认为是因为政府太多干预,政府失灵造成,所以强调政府退出市场,像发达国家那样由市场发挥作用。按照这种思潮制定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比在结构主义时还差。

和前两波思潮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经济要在每一个时点上都有竞争力,就应该发展根据他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如果要让企业自发按照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必须要有一个由充分竞争市场决定的,能够反映这个国家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

但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如果经济发展得好,创造的剩余就比较多,资本积累会比较快,资本就从原来的相对短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从原来的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产业就应该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能不能成功则取决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就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创造的外部性,帮助企业协调或政府自己提供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必须也要有有为的政府。

(文章来源:内容详情请看《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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