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捧杀”中国?

发表时间:2010-1-19   来源: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导读]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冷观中国模式

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 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这与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的定位迥异。而四年后,“利益攸关论”又让位于“中美共治论”。论者指出,美中战略地位此消彼长之势清晰可见。

“中美共治论”可以理解为一种深化了的“中国责任论”,不过为与早期中国责任论相区别,学者韦弦建议将“中美共治论”定义为“中国影响论”。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国模式”的“威胁”

中国之于西方,从一开始的中国威胁论,至中国崩溃论,再至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影响论,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自己必须坚定立场。”马振岗说。

透过纷繁的现象,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并未真正改变。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论”,西方真的就不认为中国是威胁了吗?显然不是。上述中国高官对本刊记者表示,佐利克就与他谈到,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贸易摩擦问题,也不是军事透明问题,更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中国模式”的威胁。

西方报章中流行类似的看法。如英国《卫报》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言外之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PK之势。“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证明人们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荣富强,这才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

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西方希望将中国进一步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2008年底,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国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怎么办?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战略是:美国应该加紧努力将中国尽快融入到“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谆谆教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体建议包括:让“七国集团”接纳中国作为成员,共同规划全球秩序;允许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多占一点股份,这样一来,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单单为中国自己服务。

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专家提醒,对国外吹捧中国的声音需要冷静鉴别。

郑永年认为,这种舆论繁荣的部分原因是国内一些媒体乐于把国外“夸”中国的声音摘编并放大,而事实上这种声音是片面的。“其实西方批评‘中国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说中国垮掉的也仍然有。”

马振岗打了个比方:一个小孩,因为弱小平时大个子都不爱带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说,来!一块玩吧,于是这个小孩就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也跟大个子一样强大了。

“国内某些人的心态就像这个小孩,善于炒作。”他说,“就像几年前有人热炒雷锋进西点军校一样。”

2002年,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一座雷锋的半身塑像,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五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文章还说,近几年,学习汉语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布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样的“误会”或炒作很常见。马振岗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西方马克思的书一度畅销,有人就解读西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一二十位美国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中国教育,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了。“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找回了久违的自豪感。”邱耕田说,“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

他认为,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发展道路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结果其后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文章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日本人的这个提醒真是有趣。

编辑: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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