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人心依旧”的中国问题

发表时间:2009-10-14   来源:来源:《南风窗》
[导读] 60年一个甲子,新中国走过来了。中国问题解决得如何?

编者按:60年一个甲子,新中国走过来了。中国问题解决得如何?60年前,中国人把人心问题挂靠在中国问题之上;30年后,中国人打破固有神圣,引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虽然是人心依旧,但这无疑是一场新形式下的人心问题。本期天下杂志,我们一起来回顾那段发展与改变的历程。

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似乎把天下与国家、文化与权力两相分离。匹夫忧天下,领袖忙国家。这种说法,与梁漱溟非常接近。梁漱溟作为一个问题中人,前半生奔波于中国问题,后半生则为中国人的人心问题操心,终身为匹夫却获得了世人的尊敬。

本来是一个问题的整体,顾炎武与梁漱溟却把它们一分为二。其精神源头,无疑是出自于顺天命、应人心的中国信仰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把革命与信仰、权力与文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进而建构了一个中国人才有的圣王结构。圣者天下,王者国家也。无论是圣者为王,还是王者成圣,大凡为圣王者,其间虽有冲突,却最终能够把此二者整合起来。不过,一旦遭遇权力变故,圣王结构就会分离,乃至崩溃。

进入20世纪之后,顺天应人的圣王结构伴随着辛亥革命而宣告终结了。圣者不一定为王,王者不一定成圣;但天下与国家、权力与信仰的两大问题依然故我,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已被历史地转换。这就是,现代的革命理论取代了篝火狐鸣式传统“迷信”对革命资源的动员方式,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形式,从而进入了新时代的民族革命时期。以至于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潮中,出现了五大宗教替代思潮。伦理代宗教(梁漱溟)、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科学代宗教(陈独秀)、哲学代宗教(冯友兰),最后皆归终于“主义”代宗教(政治革命),最终建构了一种以革命主义为信仰核心的民族国家建设运动。

1949年,新中国建立,结束了这两大问题的分离过程,进而使它们的思考路径和处理方法再度整合。它说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历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信仰的重建运动;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一种新文化、新信仰的成功。天下与国家、权力与信仰的矛盾关系,不是趋向于消失,而是被历史地转换了一种功能发挥的形式。

因此,梁漱溟在其后半生即以人心问题为要。他无力在中国问题层面上完成这一伟大的整合。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好像一个伟大宗教的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而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信仰变迁与重建的阿基米德基点。

全能整合与个人崇拜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形式。传统汉语“翻天覆地”,其中自有文化与信仰的深意。依据中国人社稷崇拜的信仰惯习,倘不顺应天地人心,何能翻天覆地?把它译成现代术语,就是倘不适应世界潮流,革命如何成功?一个新中国,就是一种新文化、新道德、新信仰的诞生,是意义与秩序的重建,同时也是意义秩序与秩序意义的双重建构。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就充分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象征了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的合二为一。那时候,权力与信仰高度整合为道德权威、精神楷模与信仰皈依。一种理论主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脑袋与行动。各种宗教也被纳入了“内部行政事务”,放弃了自己的教义与主张,最终是各种信仰被自觉不自觉地统合在思想与灵魂的改造中。人们天真地以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即能把人心问题自动解决。

然而,国家的建设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顺利,而人心问题的解决与国家建设,在很大层面上常常不是一回事。国家建设可以依靠权力,人心问题却比国家问题要复杂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造很快可以完成,但人心的净化却无法紧跟。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必须要有一个大规模的人心改造过程。所以,一个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最后爆发了要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一个脑袋代替了其他所有的脑袋,一个崇拜成为了所有人的信仰。

依照中国信仰的传统惯习,中国人的信仰传统是由宗教、哲学与国家权力共同建构、共同维持的。在不同群体中,人们对宗教、哲学与权力都有不同的倚重。权力上层偏重于信仰皈依的正当性,社会下层则偏重于彼岸、天国信仰的补偿性;其上层信仰容易伴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社会下层则会随利益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万众一心的信仰皈依,也未能够改变国家权力层面的复杂变化,权力的改变与斗争,最终导致了人心问题的变异。

在经由“文革”10年打造出来的个人崇拜中,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之后,权力秩序就等同于一种信仰,而个人崇拜本身则意味着真理及其信仰。特别是当这种权力及其信仰的实践模式,唯有依赖于固有的国家权力之时方才能够得以实施的时候,固有的权力体制几乎就被视为信仰的象征了。

很明显,人心问题对于中国问题的过度依赖,或者是被中国问题的高度整合,始终在说明,天生缺乏宗教的灵魂才会去“信仰”外在的教义和权力。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安定,谁就肯定要从身外去拥有它、依赖它。对当时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缺乏了那作为精神、信仰的内在神圣性。中国问题与人心问题被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它们都双双地发生了劣变。

信仰危机与改革开放

不过,变化也会来得很快。固有权力的衰微,很容易导致信仰危机;而新兴权力的建构,也同样会使新的信仰解放出来。一种正当性的信仰危机,往往会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复兴和改变。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日子里,伴随着个人迷信的破除,必然就是信仰危机的出现。所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必然是始于思想解放与破除迷信,既要破除固有的个人崇拜及其教条主义的迷信,同时亦是信仰自由和权力重建的共同要求。正因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却是信仰的重建,它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这一次,人心问题走在了中国问题的前面。信仰危机就是它的基本象征。

不可否认,在一个以全能主义为特征的国家体制之中,固有的信仰危机会导致思想的解放,一个时代的开启。特别是在一个个人崇拜依然深重、两个“凡是”以及按照既定方针办的紧箍咒下,任何一种经济的冲动、权力的冲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30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意味着是对权力和信仰的解放,要把国家权力从两个“凡是”的旧秩序中、把个人信仰从固有的个人崇拜氛围中解放出来。

这种很特别的中国问题,又以人心问题呈现出来。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林毓生的《中国意义的危机》,那种以思想为动力根源来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著名论点。林毓生论述的是100年前的中国近代社会,但以思想的改变来改变中国社会的运动惯性,即使是在100年后的中国,它没有全然的变化。

表面上看来,这依然是一种“意义的危机”。那种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主义或真理、国家政治神圣性的信仰,就伴随着这一思想解放冲动而成为了历史。对于权力、真理的信仰,由此也被转变为对于思想的正确性或正确的思想要求。于是,权力的危机经由思想的解放、意义的转型而被顺利解决,改革实施的路径被建构成功。为此,30年前经由思想解放而得以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就经由这种“危机的意义”而具备了无法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这不同于丹尼尔·贝尔所讲的经济冲动与宗教冲动。贝尔认为经济与宗教的冲动,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但是,就中国问题而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之所以能够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成行,就是因为思想理论能够掌控权力、支配信仰,而解放思想同时就意味着权力和信仰的解放。它既包含了改造民众信仰世界的主张,也包括思维方式的改变。它以改变民众的信仰方式和经济资源的总体动员方式,其目的却是一个新的政治理念、一种新的信仰建构。此乃思想冲动,信仰危机所引发的权力冲动,最终导致的经济冲动。

因此,与其说是改革开放带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人心问题,不如说是中国问题的解决,必然要以人心问题的解决作为前提。全能主义整合中的个人信仰,无论如何是开不出改革开放的经济动力的。这就是说,走出“文化大革命”时代中的个人崇拜,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步。要紧的问题是,仅仅是因为这样的第一步,个人崇拜解除了,信仰被整合的灵魂没有了,中国人又随之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历史阶段。但人心丧失了挂靠之处,哪能不发生危机呢?

文化—宗教民族主义的冒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一说3亿),信教人数呈平稳增长态势。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比1997年增长约5万所。


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余所。实际上,关于中国宗教信徒的数量、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组织的数据等等,除了政府原颁布的1亿人之外,迄今为止,尚无其他的权威统计。近几年来中国宗教的正常发展,极有可能早就突破了上述数据所呈现的容纳范围。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已经从内部行政事务、精神鸦片,转换成为与社会适应的宗教文化,发展为国人能够共享的“社会资本”,进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进步。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宗教并不等同于人心问题的解决。中国人一直就有扩散宗教与制度宗教的差异,也很喜欢在制度宗教之外扩散自己的私人信仰。其信仰问题的解决,必不简单地等同于宗教的复兴或发展。如果是为了一时之需,而去寻求什么信仰,有用的就信,什么都信,不等于就有了能够解决人心问题的信仰。特别是那些私密式的、个人的信仰,实际上还是私人的东西,仅关乎私密的自己,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建构一种社会共享的信仰共同体,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或规范功能。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同的信仰,以及固有的信仰与外来的信仰之间、非法的信仰与正统之间的交往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之上构成了一种“信仰区隔”现象。

一方面是宗教的发展,人们借助于宗教而选择了信仰的个人化解决道路。另外一方面,是以传统宗教、民间信仰来抵制外来宗教及其信仰的民族化倾向。甚至有学人撰文呼吁,要大力发展、扶植民间的传统的正统的宗教信仰,以抵制外来的非传统非本土的宗教信仰。特别是近年来,传统中国的人文之祖,如黄帝、炎帝、伏羲、大禹……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甚至武则天等等,也已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中,逐步展现了他们的信仰魅力,不约而同地相继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公祭、国祭领域——这构成了人心问题的特殊解决方法及其路径依赖。

在这些信仰现象之中,国家依然还是其绝对性的价值源泉。表面上是依靠宗教文化梳理人心问题,本质上却仍是把国家建构成为绝对性的价值源泉。其中自然冒出一个基本特征,即服从国家有如信奉神灵,如同信仰对象,既有对民族传统信仰的崇拜,同时也有对国家权力的信从,最后会演变为人心问题与中国问题再度纠缠,这就是文化—宗教民族主义的呈现。

中国问题已经从极权走向威权,但威权未能分权。人心精神虽有分离,却又倚重于不同的宗教而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构成了不同的认同方式。正统的信仰、合法的信仰、民间草根的信仰、外来的信仰……都在信仰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呈现。然而,信仰的实践及其认同方式千差万别,民间信仰在民间,宗教信仰在场所,民族信仰在民族,文化信仰通过消费。宗教发展、儒教重建、传统复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信仰现象而已。人心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观察,需要耐性。

“信仰但不认同”的人心问题

 佛教信众们长期持守着一个秘密,就是到寺庙烧香的时候,必定是各买各的香,各许各的愿;彼此不会交流,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者也。否则,我烧香,你买香,一是心愿不诚,二是我替别人拜菩萨了。至于当下中国人常有的财神信仰、圣人信仰、毛泽东信仰、炎黄信仰等等,个人信个人的,利益与目的都不一样。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认同”、只为个人的“自了汉”式的信仰方式了。

这是宗教信仰,但不完全信仰宗教;有信仰,却不一定有宗教约束。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只是以自己方便的路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寄托。这种私人化的信仰现象,就宗教的信仰关系而言,可说是一种宗教个人主义。就其信仰的社会学意义来说,它主要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之中,是从神的信仰那里获得的一种独立、自在、个我的信仰方法。这是信仰的自由,但并非信仰表达和信仰实践的自由。个人致富,个人奋斗,信神不信教,信佛不进庙,他们依赖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去信任熟人之外的任何关系。
——这必将是中国人日后面临的另一种人心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的群体分享结构,建构为一种社会共享的意义体系。一旦再次冒出人心问题,他们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也许,他们还是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而不在乎这一信仰、人心的神圣性,进而还是转向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为被信仰的权力。

最后回到中国人的人心问题,究竟如何是好?总结来说,其中关键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人心问题或信仰问题,缺乏一个真实的神圣基础值得挂靠。多少年来,这些问题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从。如果说,人心挂靠在经济发展,市场总不稳定;人心挂靠在某种权力,权力却不很权威;人心挂靠在文化,文化却在产业之中被消费了;人心挂靠在民族主义,这是一柄双刃剑;人心挂靠在宗教,宗教却又不主流。它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似乎还是整合一体,人心依旧,依赖于中国问题。

就此而言,源自于思想解放、信仰危机而引发的改革开放等等相关问题,将涉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问题,涉及权力民主化、信仰社会化、思想多元化。它们三位一体,或许会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依此而言,权力得到了认同,思想有了实践,人心、信仰才有了挂搭之处。

60年前,中国人把人心问题挂靠在中国问题之上;30年后,中国人打破固有神圣,引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虽然是人心依旧,但这无疑是一场新形式下的人心问题。依据中国人的信仰惯习,唯有解决了这一人心问题,才能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最后解决。故此,我把它们称之为“人心依旧的中国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任重而道远,非一发展而人心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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