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基础创新最终要归结到人

发表时间:2018/6/22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石晓军
[导读] 日前,中兴事件引发了中国如何突破技术瓶颈的广泛思考。而美国挑起的、正在加剧的贸易摩擦,隐含的目标是试图扼杀中国技术的...

日前,中兴事件引发了中国如何突破技术瓶颈的广泛思考。而美国挑起的、正在加剧的贸易摩擦,隐含的目标是试图扼杀中国技术的成长。这使得“创新中国”这个主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引擎。尽管难以毫无误差地统计,但从多个权威渠道的计算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在20%-30%之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经济下的创新是中国创新的重要部分。如何促进数字经济下的创新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但这些不完全统一的理论、分散的实践的共同的部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从更基础的层面思考中国创新的未来之路。可以说最大的公约数是“人”。人的发展是创新的根本基础。无论是解决数字经济基础创新的“卡脖子”问题、传统公司的数字转型问题还是新经济新业态的治理问题,最终都是要归结到人。

在个体层面,培养什么样的人有利于创新的促进?在工业经济时代,作为个体的人的培养模式是做一颗“螺丝钉”,技能要尽可能地专业化,知识却是碎片化的。这样的模式可能不适合普遍互联的数字经济下的创新。数字经济的创新更加需要的是有“知识冗余度”的人,是知识和价值更加平衡的人。理想的情况是培养出像儒家“君子”式的人,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庸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平衡的人格。这种人格有耐心、目标坚定、知识丰富、技能先进、价值导向强。这样的人格可能做出更具创新性的创新,耐心比冒险精神更重要。

早期的均衡的人的培养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语言能力和梦想能力。语言是人类完成不可能任务的终极工具。没有哪个物种能够在语言能力上与人类媲美。梦想是另一种挣脱束缚的生活方式。梦想是最接近创新的心理过程。


夯实、提高、强化语言能力,营造鼓励梦想的生活、学习环境和氛围,看似离经叛道,实则功莫大焉。

在企业层面,一方面是传统企业首脑的“人脑上云”,才能真正实现传统企业的云端迁徙,才能推进中国智能制造。另一方面,一线的员工是“真正听得见炮声”的人,要让他们成为神经中枢的节点,形成附着在企业大平台上的前线小平台,拥有充分的自治和自主。无论是传统企业、新兴企业、介于两者之间者,终将以平台的形式生存或重生。平台的优势在于旺盛的生命力,在于东方不亮西边亮的莫测的惊喜,在于出乎意料的成功。这些优势的根本来源在于多样性。维持人的多样性、不相关者之间的碰撞,是数字经济下创新的重要源泉。

在公司层面,还有重新看待人和资本的关系。数字经济下特殊的人力资本引领、驾驭资本,似乎变成常见。但是,常见并不表示正常。人引领资本不是无条件的善政。在外部相关制度比较完善规范的情况下,同股不同权的特殊控制权安排确实能促进创新;但是,如果外部制度不完善、处于浓郁的人治文化中,这种特殊的安排只会又一次膨胀部分人的控制权,而且会形成固化。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制度的移植未必带来预期的结果,有时反而会带来未预期到的后果。

在宏观层面,数字化资产与数字人才人力资本的存量、结构和增量是决定中国未来实体经济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后者。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经历了廉价的工业化和昂贵的城镇化,现在迎来了普遍的服务化。服务化的一方面是金融化,另一方面是数字化。金融资产和数字资产基本上构成我们的家底,金融人才和数字人才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过去的十年,金融资产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数字化资产也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在追赶。未来,要让这两类资产以更均衡的速度成长,也就实现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目标。未来,要让两类人力资本的增长更加趋于均衡,那么,在百年长周期的赛跑中,中国最终将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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