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灭绝营的焚尸炉正在全功率地运转，吞噬着源源不断从欧洲各地运送来的犹太人。多少年后，当时懵懂地做圣饼的少年用掺杂着苦涩和怨怼的语调质问：盟国政府和巴勒斯坦犹太领袖都已经知悉了犹太人灭绝计划，只要一通广播讲话就可以让多少生命及时逃离厄运，但为什么全世界都无所作为?

　　连上帝一块屠杀

　　1944年，锡格盖特的犹太人对自己的命运茫然不知，只有根据战时纷飞着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流言，竭尽全力作出合乎情理的选择。他们是瞻前顾后，步步权衡地走向奥斯威辛的。装满人的闷罐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终于火车停在了“奥斯威辛”，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车门打开了，囚徒们看到了巨大的烟囱，吞吐着熊熊火焰。男人和女人被分到了两边，不及道一句“保重”，十五岁的威塞尔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母亲和小妹妹。一道深沟中腾起烈焰，一辆卡车把一些东西―――婴儿―――倾倒在火焰中。十五岁的威塞尔在瞬间发现，在他所熟稔的温良和平的秩序之外，与生俱来的信仰瞬时崩溃。

　　在集中营里，与上帝同时被杀死的，还有本质纯良的人性。威塞尔的作品《夜》里最让人寒冷彻骨的段落，不是关于刽子手的残暴，而是关于受害者在非人环境中自身人性的沦丧、邪恶的爆发：囚徒之间为了生存资源的殊死争夺；囚徒领班因为相比其他的囚徒拥有一点可怜的权力，就可能对后者横加暴虐，在受害者的苦苦哀求中获得一丝优越感……十五岁的威塞尔震怖万分地发现，自己也是这非人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恶行自己都不能置身其外。父亲病死的那一刻，因为恐惧看守的棍棒，他没敢给父亲最后的安慰。多年以后，年近而立的作家威塞尔冷静地描述着一个人格形成期的少年怎样失去了对世界的全部信任：相信自己的道德标杆，相信他人不会恶意伤害自己或互相伤害，相信有一个善意的上帝，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合理秩序。坍塌后的信仰碎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奥斯威辛之后的世界里是否还有上帝的位置？

　　寻找正确的语言

　　带着这种信仰迷失的真空，1945年威塞尔在布痕瓦尔德被美军解放。他和一群无家可归的少年一起，被送到了法国。进入法国国境的时候，一个军官用法语向他们喊话，有一些人举起了手，威塞尔一句也没有听懂，木然地没有反应。事后很久他才知道，举起手来的人表示愿意加入法国国籍。一念之差，他没有成为法国人，但在法国的数年还是使法语成为了他终生写作的语言。威塞尔说，法语是一种严格规整精确的语言，排除一切神秘主义成分，这与犹太语言正好相反。“我一直在为大屠杀寻找一种语言”，威塞尔说，生怕一套错误的语言会冒犯死者的记忆。

　　不过战后初期，威塞尔完全没有讲述集中营经历的念头。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从零开始，重建生活。在劫后与姐姐重逢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生趣终于压倒了记忆的恐怖，他重新开始学业。这是一个犹太复国运动异常活跃的时代，威塞尔就在这时成为了一个地下犹太复国团体的意第绪语报纸记者。作为记者，他见证了以色列国艰难的诞生，他错愕地发现，在这片本应是全世界犹太人共同故乡的土地上，集中营的经历竟会被看作一种耻辱。战前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复国运动的先驱，像征服迦南的约书亚；在欧洲投身抵抗运动的华沙犹太人，是反抗暴政的英烈，像对抗哥利亚的大卫；但那些无声无息化作一阵青烟的集中营受害者呢？他们只是一群逆来顺受不思反抗的羊羔而已。到了五十年代，大屠杀似乎已经成了一段遥远的神话。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收到的，只是亲友的眼泪和旁观者居高临下的廉价同情。但是，六百万人的死，怎么能这么快如烟如风地就消散于无形了呢？这种荒谬感时不时地浮现出来。

　　1955年，威塞尔以以色列一家报纸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威塞尔和莫里亚克的忘年之交就此开始。在莫里亚克的提携引导下，威塞尔用法语重写了他的集中营记忆，题为《夜》。

　　《夜》成功了，获得了法国联合文学奖。这也是大屠杀记忆在蛰伏十年后开始重新萌发的年代。后几年，他陆续出版了小说《黎明》和《白日》。小说《耶路撒冷的乞丐》还获得了法国的梅第奇文学奖，威塞尔开始发现自己的笔所赢得的声望，似乎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了。“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只要我们面对暴行沉默不语，我们就间接地助长了暴行。”

　　从言说到行动

　　1965年前往前苏联，援助受迫害的前苏联犹太人，由此威塞尔开始了一个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言说者的生涯。数十年中，他在教书写作的同时，积极参与了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声援过尼加拉瓜印第安人、阿根廷军政府治下的失踪者、越南船民……一切行动的深处，是少年时关于大屠杀的记忆。非洲的灾荒、南斯拉夫的修罗场和奥斯威辛的滚滚浓烟，这一切都重合在一起，记忆和现实渐渐水乳交融，融合成一条名叫”历史”的洪流，奔涌呼啸而下，一路尸横无数。整个世界泪雨滂沱都无法唤回六百万人逝去的生命。“当任何人类因为他的种族、信仰或观点而遭到迫害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就应当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是威塞尔基金会的座右铭。

　　1979年，威塞尔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任命为大屠杀纪念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立的那天恰巧正是威塞尔父亲的忌日。与卡特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时，威塞尔看到了一张二战期间美军轰炸机飞越奥斯威辛上空拍到的照片，他问卡特1944年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是否看到了这张照片?是的。那么，为什么美国军队没有采取行动?比如轰炸通向奥斯威辛的铁轨……卡特无言以对。他问威塞尔：”如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轮到威塞尔沉默不语。卡特自己给出了答案：与遗忘斗争。

　　十六年后的1995年，二战胜利五十周年，已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威塞尔再次来到奥斯威辛参加纪念活动。高朋满座，冠盖如云，但威塞尔没有掩饰他的苦涩和孤独感：全世界都在谈论“奥斯威辛”，但奥斯威辛的记忆属于谁?谁有权为奥斯威辛的记忆命名?怎样的名字?这个问题早在大屠杀纪念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显露端倪：以犹太人的名义，还是以全人类的名义纪念大屠杀?

　　在威塞尔看来，大屠杀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犹太悲剧”。各国政要准备在仪式后签署的《奥斯威辛宣言》为了满足与会各国的不同诉求，被写成了一份四平八稳的中庸之作，其中甚至没有特别提及“犹太”二字，这令威塞尔愤怒不已。虽然在以色列政府的力争下，“犹太人的悲剧”被写入了宣言，但这场苦涩的胜利留下的是深深的困惑：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有资格被用来描写不可名状之事?

　　没有答案的恐惧

　　威塞尔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除献身非洲医疗事业的史怀泽医生外，以全票获此殊荣的人。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在颁奖典礼上说“您的生命最为惨痛的一页，是无能为力地看着父亲死在身边；现在，在您荣耀的顶点，您的儿子应该陪伴着您上台领奖……”威塞尔热泪盈眶，想起一生的漂泊，从锡格盖特到奥斯陆，仿佛黄粱一梦。但就是诺贝尔奖也没有给他带来胜利的喜悦，因为“人世间的创伤是什么都无法弥补的，除非弥赛亚降临，唤醒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死者……”而且“世界可能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或者，更坏的假设是，世界听到了我们的呼声，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这是多年以后，威塞尔对他的朋友，同为奥斯威辛幸存者的普里莫?列维的自杀的思考。这种恐惧在他的心中也同样无法驱散。

　　从奥斯威辛到波斯尼亚，到索马里，到卢旺达，威塞尔的上帝始终泪如雨下。奥斯威辛之后六十年，我们或许学会了原谅上帝，但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全面和解，仍然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