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为这件事难过。我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我却欠了他一个称谓――一个本应是至亲的称谓。
他是我的继父。
我是在６岁那年拥有这个父亲的。拥有这个父亲之后，我便被寄养到了３０公里以外的外祖母家。不是他多嫌我这个女儿，而是我这个女儿实在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排斥他，反正就是不能容忍和他在一个房檐下过活。就这样，我宁肯被每日思念母亲的痛苦折磨着，也要执意住到外祖母家。长久的不相见，使我和我的父亲越发地生分起来。有时他来探望我的外祖母，我放学回家瞄见了他支在院子里的自行车，便悄悄溜掉，跑到艳芝家，直到外祖母找来，才不得不跟着她回家去。
读初中的时候，我性情暴烈的舅舅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某大队干部，那个大队干部因此给了舅舅许多苦头吃。家里人都以为这事以舅舅的遭报复而告完结了，谁知道竟波及到了我的升学。那时候初中升高中是要大队干部“推荐”上――虽然我成绩不错。
我早就厌烦上学，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在家自在待着了。我一趟趟地往外祖母的小村跑，那段时间，院子里总支着他的自行车。他找了许多关系，被人拒绝，遭人奚落，但他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辗转找到了我母亲早年的一个同事，拎着挂面和鸡蛋登门拜望人家，结果，人家收下了挂面和鸡蛋，却忘了收下我这个学生。
就在心被戳痛的那天晚上，我的父亲哭了。我没有看见那一幕。我照例到艳芝家去玩了，照例玩到困倦了也不愿意回家。后来我听外祖母讲，就在我玩得不愿意回家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了我没有学上哭了。揣想着他摘掉深度近视眼镜擦眼泪的样子，不懂事的我，竟以为那是件有趣的事情。
他又设法托人找关系。终于我被耿庄中学收留了。那所学校距离外祖母家有１０公里远，来回骑车十分辛苦。放学回家，把书包一丢，我便开始向外祖父大撒怨气。外祖父连声叹气，说：“不去了！明儿咱不去了！”
我在耿庄中学读了一个月的书，就转学到了父母所在的县城中学。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把我安排到耿庄中学去读书，采取的是“曲线救国”的方法，先让我在那里取得学籍，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转到处理比较规范的县中去读书。
父亲的家境很贫寒，他一度做过染布的差事，记忆中他的手上总渍着蓝绿颜色。就是那样一双手，却总是变魔术般变出一些钢榍儿和破旧的毛票，递给我满足我吃零嘴的嗜好。
１９７８年我高中毕业，那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我自然报了名，要参加高考。
迈进考场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那天，我的同学改子来找我，捋起袖子说：“看，手表。我爸给我借的，考试的时候戴着它好掌握时间。”
我没有说话。虽说我也特别希望父母能给我借块手表，但我努力说服了自己，没向父母提这事。
高考的前一天，父亲那善于变魔术的手居然给我变出了一块手表！
那手表不是借来的，是父亲去石家庄给我买来的。那是一块海狮牌手表。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手表上那个海狮顶球的图标。那块手表的价格，对于我们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天价，但那天价的手表，却真的被父亲买回来了啊！
我拿着那块手表，尝试着将它戴到腕子上。黯淡的房间，黯淡的光线，只有我手上的手表是明晃晃的。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团团围住我，要看着我把那块明晃晃的手表戴到腕子上。那一刻，处在这个仪式中央的我，突然想放声大哭……
我戴着那块海狮牌手表，走过了高考，走进了大学校园，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远离父母的一座北方城市里，我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成家后的第二年，我的孩子就急迫地来向世界报到了。
父母来看我，看到要强的我被忙乱包围着，连口热乎的饭菜都很难吃上，我的母亲当场就掉了泪……
时隔不久，父亲去广州出差，一眼就相中了那种刚刚面市的电饭煲。他毅然挣钱买了下来，背着它跑了大半个中国，又亲手教我煮好了一锅米饭，这才放心地笑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会对父亲开口叫一声“爸”，但在我心中，我一直熟稔地使用着这个称谓。
父亲一天天老去，我一天天惶恐地意识到无论我怎样努力都难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父亲给我的爱，清醒而又绵密。他为我计划很长远，却又不曾忽略我最实际的需求。我不知道亲生的父亲又能在那爱上附加些怎样的成分。
我在意这样的时刻――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父亲说我又和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合同，我愿意详细地向他老人家汇报我新书的字数、印数、版税、出版社、出版日期、责任编辑等繁杂琐碎的信息，我愿意听到父亲欣慰的笑声，我愿意听到父亲温和的提醒；每当看到我的学生和他们的继父、继母发生抵牾，我都心如刀割，我甚至顾不上掩藏自家又酸又涩的隐私，把挂面鸡蛋的故事、钢榍儿毛票的故事、海狮手表的故事和电饭煲的故事一股脑地讲给别人听。我学着疼自己，关照自己的胃口、容颜和心情，不容许自己草草地打发掉自己，每天每天，太阳照到我的时候，我都渴望能在心里对它说一声：“让我们来交换光明！”
我已明白，人，要为爱自己的人，好好活。
(来源：《读者》文摘版0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