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在我53岁的时候当了《山西文学》的主编。当时刊物发行1400份，负债数万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我就不怎么写小说了。写小说要的是激情，没了激情再写小说，无异于自投死途。做什么事都讲究个愉快胜任，愉快了才能胜任，才能见成效，不愉快了趁早撒手。再就是，我上大学学的是历史，虽说因了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没能完成学业，念兹在兹的还在这上头。我总觉得研究学问，写带学术性质的东西，比写小说散文要高一个档次。这肯定是偏见。对人生来说，文学写作应当是余事，是副业。词是诗之余，文是政之余，战之余，商之余。不管怎么说，我是想在学问之途上走一程的。

     于是从1993年冬天起，选定李健吾为研究对象，写了一部《李健吾传》。《李健吾传》1997年出版，此前已接下了写《徐志摩传》的任务，又有滋有味地干了四年。没想到一过1999年春节，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当《山西文学》主编。

    对我去办刊物，周围的朋友，大都不太理解。说你创作风头正健，何必去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呢。理解的，也不过是说，老韩一辈子没当过官。到了这把年纪也该当个什么了。这种想法我也不是没有。出身不好又性情乖张，此前当过的正职官儿，除了家长只有中学班主任一项。教了11年书，连个语文教研组长都没混上，惨吧。从这点上说，就是不让管事，我也愿意挂这个名儿。

    真正接手干起来，就不这么想了。我知道我要做一件什么事。这就要说到我读书上的癖好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小说的那个时期，也很少甚至几乎不看当代小说，主要是买和看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还有回忆他们的文章。《新文学史料》我在八十年代就订了。二三十年代那一茬文化人，他们的为人行事，功名事业，在我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我爱他们，我喜欢他们，就像喜欢多年的朋友。那一茬文化人，其一生事业有个几乎共同的特点，就是办报纸，办刊物。一个没办过报刊的文化人，对他的人生来说，多少总是憾事。有这个癖好，有这个情结，尤其是在眼下的文化政策下；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办刊物的，你就可以想像，有了办刊物的机会，我是多么的心中窃喜了。一展宏图，此其时矣。

     历史给我的机会，从来就不多。几十年来，我的人生信条是：别给我机会。意思是，给了可就由不得你了。刊物当时的处境，我心里一清二楚，照过去的路子，神仙也办不下去，神仙也办不好。这不是《山西文学》一家的困境，可说是全国所有省级文学期刊的通病。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甚至儿童文学，样样都得有，还要发现并培养基层作者，这就等于说，订阅者必须是一个五味俱嗜，有扶贫济困之志，且不把自己的钱当钱的人。见什么买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人。 (待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