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1)
我要做的事情,是从根子上改变它,办好它。恰在此时,就是我正式接手的第二年,省人大一个决议,非公益类的刊物一律停泼经费,就是俗话说的断奶了。雷厉风行,说断就断,连招呼都不打。这一下子炸了窝,都说今后可咋办呀。这时,你猜我是怎么想的
?心中又是一喜!我知道我的理想可以实现了。为什么呢?上头不给经费了。
我早就掂量过了,咱们这个刊物,如果每年给30万元经费,我只能干一年;每年给20万,能干两年;给10万,能干三年。给30万,这就是个肥缺,谁都想干,我肯定长不了。20万,精打细算,吃喝不愁,发行量越少,日子越好过。10万是少了点,加上主编这个头衔,也足够体面。没有经费可就不同了,能来的人谁也不打这个主意,我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就可以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了。办刊物不是舍生取义,闭住眼睛脑袋一伸就可以功成名就,没有三五年的时间,很难把这样一个刊物改造过来。接手办刊,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要办成个什么样子的刊物,一是怎么办下去。
前一件,只有我心里清楚,很少跟人说过,就是协助我办刊物的副主编,也不跟他们多说。不一定能做成的事儿,说了空惹人笑话,说不定还会坏事。起初他们以为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全无章法,到了2003年下半年,刊物定型了,他们才知道,噢,这家伙是要办成这样的刊物呀。这样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有底,具体也说不清,现在印在封面上的那几句话约略近之,就是:“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
还得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刚办了几期,有人就写来信,斥责我把《山西文学》办成了“韩石山文学”。原话是“现在我拿在手里的《山西文学》,严格地说,已不能称之为个性化了,而应该说基本上已被韩石山私有化了”。他没想到的是,我把他的信在刊物上发了,由此引起一场争论,山西的好几家报纸都参与了,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还有人说“阵地丢了”,我在会上质问,前任主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怎么我一接手就是“阵地丢了”,你们把《山西文学》当成了什么阵地,谁家的阵地?
为了扭转人们的成见,接手的最初几期,每期我都要写《卷首语》,宣扬我的办刊理念,稳住老订户,争取新读者。2000年8月到年底各期的卷首语的题名是:《我们在探索着》、《这是一个平台》、《文学的另一种诠释》、《江郎才尽编刊物》、《刊物也在挑选读者》。把这几个题名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过去的路子我们不走了,要走新的路子。
刊物是个平台,谁都可以一显身手。文学不是小说、散文、诗歌这些形式,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是文字的一种品质,只有你写到这个份上,才叫文学。写作上我已走到头了,江郎才尽,退出文坛,现在是铁了心办刊物,一定要办好这件事,绝不会半途而废。你不要以为你是读者,我就买你的账,还要看你是个怎样的读者,配不配看我编的刊物。配的你来,不配的请走开,别一天到晚说三道四,除非你真的比我还强。
最难的是后一件,就是怎么办下去。只有办下去,才能办成你想办成的那个样子。
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赤手空拳,再有大志,也于事无济。省委宣传部每年给我们10万元钱,勉强够印刷费,还要到年底才给,稿费,日常经费,编辑的福利,全无着落。不想办法硬撑着,一年下来别人不攻,自家先就垮了。不过,在这上头,我也有自己的不同流俗的看法。我―直认为,在中国眼下的文化政策下,―个刊物就等于一个中型国有企业,上级把设备人员都给你配好了,因为不允许私人办刊,等于把市场也给你划好了。《山西文学》说是省级刊物,它的刊号跟《人民文学》、《读者》、《家庭》那些名刊一样,都是全国刊号。这么高的名头,这么好的条件!办不好只能说你太无能了。
这上头都做了些什么,这么说吧,除了没有打劫,这世上能做的事儿都做了;除了没被人打劫,这世上能受的罪都受了。某期的“主编信箱”上,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做法好比五旬老妪,鸡皮皱脸,浓施粉黛,于昏黄的路灯光下逡巡,看能不能拉上个客人来。――多下贱,多可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