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古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急匆匆顶着星月从四连赶往团部。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口焦舌敝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他告诉我：“全国各地给你们寄来的数千封信中并不都是工作组拿给你们看的批评谴责，也有不少是对你们的做法给予支持鼓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定要坚持，顶住……”
天光大亮我才赶到团部，崔股长已经不见了。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迟来了一步，他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拖着躜行一夜的疲惫之身朝通往前旗的黄沙路上奔跑，在原野中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影，没有车迹，也没有回声。列车载着我的战友，载着我的悲愤，载着“王亚卓”的思念远走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仿佛又听见小妹那句由衷的感叹：“你们这儿的人真好。”我想：这些好人的存在反映了大众的心声，我要好好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等待着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三年后，“王亚卓”冤案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