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由六连调到政治处的，工作组安排六连对我搞一场批判。这天午后我被带到会上，三百官兵齐聚操场。指导员作开场白，随后有排长、班长、战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上台发言。多数批判者调门虽高，声音却明显绵软无力。台上有人振臂喊口号，台下应者寥寥，有时竟是一片嘘声。群众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工作组成员认为会开得很不严肃，几次责令会场安静，不见奏效。
批判会开成这个样子，指导员脸上挂不住。毕竟上级多位首长在场，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怎么得了！指导员色正辞严道：“对王亚卓事件的认识是否深刻证明着我们每个人世界观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必须表态发言，各班作好记录，明天上午交到连部。”批判会草草收场。
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团、师各种规模的批判会八九场，气氛虽然不像六连这样稀松，却也没什么杀气冲天的场面。“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五六年前皆亲历过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众对于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指挥已经不再一味盲从，坚固的政治堡垒的砖石土木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十几天后我又收到据说是某保定籍的战友从我的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书：好自珍重。弟兄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六连人民。后来得知，那天上台读批判稿的六连同志都非本愿，六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出来，他们心里愈发不是滋味，苦于找不到机会向我解释，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
经过十几轮批判和数不清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
我背着行李来到陌生的四连，出乎意料的是四连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人拿我当“坏分子”看。距四连十五里地的五连有我几个朋友，他们不但常来看我，还嘱咐自己在四连的朋友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到连部请假时，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五连的朋友们为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据说掏了连长家的鸡窝，还拿走伙房里的一块羊肉。由于动静过大，惊动了领导。集合号一响，大家被召到操场。指导员声色俱厉地一通训斥，没想到七班长竟当面顶撞说：“指导员，您的话说得太重了。王亚卓有错误，但他们可不是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称王亚卓为同志，同志是什么意思？犯了错误的同志不等于阶级敌人吧？”指导员一时语塞。
战友情深
8月，乌梁素海的野风挟裹着早秋的微凉，把天空吹得湛蓝清透。14岁的小妹来边疆看我。她所在的学校和全国各地教育领域一样把“王亚卓”批得体无完肤，“王亚卓”之一是她亲哥哥，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她在这风掀浪涌的情势下内心极为沉重。她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又担心远方的我，就在暑假之间赶来内蒙。她到达团部所在地，才知道离我所在的四连还有一百多里路程，且没有可乘的车辆。六连紧挨团部，六连的朋友们主动接待了小妹，他们带她到风光旖旎的乌梁素海上浏览连天的碧波和葳蕤的苇场，请她品尝用海水和盐粒煮的新鲜鲤鱼。小妹心事重重地不断问及我的情况，大哥大姐们给予她乐观的回答。我赶至六连时天已漆黑，小妹拥到我的怀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陪小妹呆了一天，次日必须返回。还是六连的弟兄们妥善地把小妹送上返京的列车。回家后小妹来了封信，信里还有那句话：“你们那儿的人真好。”
一月后，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我得以返回家乡保定就医。小妹由于精神遭受极度折磨，气短息弱，骨瘦如柴，当晚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悄然辞世。我心痛欲裂，悲愤欲绝。回内蒙路上在北京转车，四连友人张立国正在京探亲，带我到丰泽园喝酒浇愁，我喝得神智迷失，不晓东西。张立国几乎是抱着背着把我弄回他家。我一夜呕吐得吐了胆汁，他一夜守着我不曾合眼。我一个身负罪名的另类人，受到这么多人的真情关爱，使我增强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并不孤立，历史将为我们作出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