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祝工作好、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文辞无修无饰，字迹龙飞凤舞，写好后立即寄出，也没留底稿。王亚卓案平反后才从黄帅那里再见此信，誊抄下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封信会酿成一桩历史事件，否则一定会把这封信留个底稿，做个历史见证。总之，一颗定时炸弹就这样在北国隆冬之夜制造出来。
人民日报社来电话
1974年春节时，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这期间，我收到北京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细细读来，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封信后来被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去，不知下落。
我一直不清楚这信是其被人教唆想进一步引蛇出洞，还是自己真实意图的表露。她说希望再得到我的来信，我想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她，就未动笔。黄帅来信的事我没有张扬,只对崔钦股长讲了，他挺高兴，说看来这个小学生还不是铁板一块。
2月6日一大早，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我说，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十九团政治处有没有个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脑筋灵活，虽然不知道我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我们三人的联名。李秘书以为我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我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我传达，连说恭喜好运。
听了李秘书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我们没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仨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全国教育革命的方向将要作重新调整。事情会这么简单吗？我猜不透，想不明，但绝没料到谜底会是那样的凶险。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2月11日清晨，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我默立在刺骨的冷风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黄帅的公开信说：